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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衡量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核心要素应当是什么？笔者认为，至少应包含以下七点： 一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少数民族社会通常保留着自然经济时代的经济关系，体现在差序格局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民族性格与风俗习惯在经济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城市的生产关系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关系，体现在人与资本之间的依赖。少数民族进入城市生活，原有的人际链条被切断，资本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生产关系体系中，少数民族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对资本的适应性是衡量民族地区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方面。 二是经济质量。鸟瞰式的新型城镇化大数据增长只是一种单纯的外延扩张，“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19)应包含在城镇发展的要义之中。 三是人口互动。在城市的经济关系中，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将频繁与他者进行互动与调试，需要创造人口互动的情景与中介，促进少数民族人口逐步融入城市社会。 四是社会关系。涉及城市中少数民族个人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族群的关系、少数民族与他者的关系、少数民族与城市的关系等方面。 五是宗教关系。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复杂的宗教问题，亟待探索出城镇化进程与宗教关系和谐互动的有效路径，包括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宗教场所的整合与调控、对宗教团体与信教群体参与城镇化建设的鼓励与调动、宗教管理与一般性社会管理的调和等方面。(20) 六是民族关系。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同时也打破了民族间的地域隔阂，少数民族人口向各级城镇的流动加深了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各民族人口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需要引导各族民众互相尊重、平等共处。 七是社会稳定机制。有学者认为“被动式城镇化在客观上成为了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积聚的原因”，(21)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多从属于被动式城镇化，以政策行为与资本介入为主，经济理性大于人的发展意愿，少数民族人口多以依附者的角色出现在城镇化进程中，极易产生社会稳定风险。因此，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必须转变发展理念，消除少数民族群体在城镇的发展困惑与焦虑，构建一套有效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防范群体性社会事件的酝酿与升级。 基于此，笔者认为，“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价值，而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则是在遵循新型城镇化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将民族地区尤为突出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生态资源的脆弱性”、“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三大特征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其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好文化多样性与主流价值观的关系、保护性开发与开发性保护的关系、融合的普遍性与民族独特性的关系。由此可见，民族地区城镇化涵盖了新型城镇化的新内容、新要求、新挑战，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特色样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