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内因与外因——到底依靠谁？从哲学原理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它能加速或延缓事物发展的进程；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外部因素的输入、外部力量的加强，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加快其进程。但从根本上讲，民族地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城镇化，仅有外力的推动是不够的，甚至是表象化的，归根结蒂还是要通过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充分整合外部要素，实现既有速度又有质量的新型城镇化。 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潜在的、起决定作用的内因有：一是民族地区自身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其根植于农业社会的传统力量还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还不完全，工业经济的主导性地位还未完全确立，与工业社会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发育还不成熟，在此基础上跨越式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其根基尚不牢固。二是民族地区财政积累能力不足，缺乏新型城镇化所需要的大规模投入的支撑能力，仅仅依靠外部资本的注入只能解一时之需，其建设效果和可持续性不能保证。三是民族地区对新型城镇化的现实需求决定其建设的深度和高度。民族地区具有不同于一般地区的特殊性，其生产、生活方式与新型城镇化对接意愿不强，若不顾条件、不顾需求地强行推进，原有的动力有可能变成阻力。四是少数民族文化、宗教及其社会结构决定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内容、空间布局、服务配套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很大的异质性，差别化需求明显，这些都不是短期内就能完全解决的。五是民族地区城镇格局演变及其功能作用的发挥还较缓慢和滞后，城镇的拉力作用还不明显，那么，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求的资本、人才、技术等就难以快速聚集，由此导致其产业发育不完全，就业不充分，城镇活力不足，新型城镇化动力衰减，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 基于此，我们在推进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既要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般要求加以推动，又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既重视外部条件的干预和持续的能量注入，更要重视增强、激活其内部因素，寻找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最佳结合点，通过内因作用的发挥，从而找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突破点，进而达到内外因素合力齐推共进的理想状态。 5.现代与传统的交织——向前还是向后？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特征的集中表现，而现代城市文化是城镇生活的基本主张，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必然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这对反向的作用力。不少学者主张要将“传统”与“现代”相交织，既要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要兼顾城镇生活的主流文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困难重重。传统的民族文化有良莠之分，那么，用什么样的标准判断他族文化的良莠？甄选出的文化精华与现代主流文化相融合的路径是什么？在城镇建设中又该如何体现这种融合性？很难把握好两者的兼顾与协调，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被困在“向前”还是“向后”的两难境地中。 6.速生与自成——新型城镇化是运动还是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提升客观上催生了城镇化的需求，而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型城镇化的效率与质量。如何又好又快地建设新型城镇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城镇建设的效率与质量问题上，尽管中央一再强调“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必须因势利导”，(30)但地方政府仍然容易走入运动思维的误区，将新型城镇化视为一场“造城”运动、“扩边”运动、“迁徙”运动。从历史经验来看，不少国家的城市化也曾经历过相似的困惑。例如，20世纪20年代，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美国，当时的联邦政府调控力度薄弱，城市快速、无序地膨胀，导致社会问题、生态问题与土地资源浪费问题的频发。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走了急功近利的老路，不少地方政府将政绩依附于两条主线：一是尽可能地压缩征地成本，二是最大限度地招商引资。尤其是在资本缺口较大的中西部民族地区，此类模式的城镇运动不在少数。在政绩的诱惑下，少数民族人口的意愿、文化的传承、生态的保护作为所谓的长远目标，让位于短期经济利益。中央的政策精神与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之间的偏差，使新型城镇化打着“自然历史过程”的口号，在落地建设时又受制于政绩压力，实质上成为一场模式化的“运动”，这不仅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困惑，也是长期以来行政管理体制的困惑。 总体而言，历史条件的局限与过度倚重短期政策行为是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诸多困境的症结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