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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彝族家支组织的现代转型 在处理彝族传统和现代进程的过程中，不能简单的否定，而是不断地取舍和调适。传统与现代不能全面决裂，割裂开来，正如诺斯在其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中所提出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是以其传统作为起点，彝族地区也是如此。家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乡村政治结构、城镇化程度、成员综合素质的发展、信息化和新媒体等因素的影响。 家支活动方式和制度规则的变化反映了家支组织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一般情况下家支活动是以一定的地域为基础的，地域是影响家支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乡村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和人口流动的频繁，彝族人发散居住到许多不同的城市或城镇。虽然离开了家乡，但是无论走到多远，家支依然是他们的精神故乡，心理上的归属和认同使他们即使千里迢迢也会回到家乡参加家支聚会，关心家支的发展状况。而且他们不仅仅是自身回到故乡参加聚会，还在城镇召集同家支的人员，组织大规模的家支聚会，增强凝聚力，发挥家支更大的作用。例如分布在美姑和昭觉的吉史惹古家支，他们组织了广泛分布在凉山地区各个县市的家支成员到昭觉县举行盛大的家支聚会。其目的是在同一家支成员因为地域宽泛不相认识的借此机会互相认识，以便在情感上获得认同。他们编撰家支谱系，把家支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做谱系上的更新，修订并宣传家支规章制度。家支规章制度涉及内容包括遵纪守法，维护国家和社会以及家支的团结统一，重视家支的文化教育，并在个人行为约束上面规定禁止性行为如赌博、吸毒、打架斗殴，甚至不准参加邪教组织等等。西昌的石一家支不但召集了凉山州的家支成员，还召集了州外的许多县市的成员举行聚会，成立了统一的联系协调机构，全面展开各层次的家谱收集整理，规范家支姓氏不规范的情况，制作了联系方式通讯录，订立家支聚会活动的规则[9](P.73-74)。这些行动展示了家支在新时期新环境中的自我调适，在彝区社会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因势利导，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在那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是彝族家支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彝族人民逐渐认识到，只有在经济发展的较高层次上保存文化的传统，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而从经济较发达的彝族农村地区的经验来看，家支活动的发展可能会随着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别是人口的频繁流动而趋于淡化，或使用与传统不同的活动方式。彝族家支的政治功能正在消解，社会环境的变化使旧模式的家支制度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家支为了适应新环境正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家支新模式。在城镇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人们经济收入较高，对家支的依赖程度相应越低，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导致原来家支聚居的格局逐步离散化，在发生案件或者纠纷时往往诉诸法律而不再通过家支头人或彝族习惯法，而且随着教育的普及与家支成员综合素质的提高，家支观念和组织意识也在发生变化。人们从以前寻找安全感和物质互助转向建立一种比邻居或朋友之间更为牢固的人际关系，物质互助的需要基本不复存在，而是更高层次的精神归属。当然，家支群体联合亦不排除在某些时候整合社会资源，谋求群体利益，实现内部“共赢”的局面。不论从结构或功能上说，现代家支已经不是传统家支的简单复制和翻版，而是传统家支转型过程中一个阶段的产物[10](P.279)。 彝区社会的转型带动家支组织和制度的转型，转型过程中的心理失衡和社会紧张感反过来需要通过家支集体所提供的信任感和安全感来解决。家支的存在和发展是彝族历史坐标中不可回避的线条，彝族家支之所以能够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和发展，并被彝族人民广泛接受，是因为家支是基于自然的世系关系的共同起源而形成的。在目前的社会总体状况之下，彝族家支为彝族人民提供了一个渠道实现他们的利益表达和反映，使彝族家支成员获得特殊的心理满足感受并在他们的内心形成新的价值支撑，如此一来他们失衡的心理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轻和降低，对彝区社会来说紧张因此得到舒缓，社会秩序会因此稳定，从而实现彝区的社会成功转型。特别是彝族家支的互助合作制度能够给其成员提供安全保障，网络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彝区尽快脱贫致富。此外，家支精英在进入到农村基层管理权力结构中担当重要职位有助于乡村的社会控制，有利于强化彝族家支的自我约束机制，形成资源的合理配置方式[11](P.78)。不但如此，彝族家支对国家机关在彝区社会治理中非常棘手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因此在法律上赋予家支一定的地位的同时建立合理的引导和监督机制符合彝区发展的现实。 彝区社会转型过程中，家支作为彝族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力量，如果加以合理有效利用，就能够从不同的层面为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作出贡献。就其积极意义而言，不仅促使彝区社会和谐稳定运行，节约国家行政成本，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协助解决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对彝区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起到推动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