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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处理彝族家支问题的几种观点 彝族家支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在彝区社会转型过程中显露出负面的影响，因此一种观点是对家支的批判。家支利益至上、家支头人对内部权力的垄断导致利益分配的失衡；家支习惯法在一个维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却在另一个维度上限制了平等和自由，压抑了人格；家支谱系以及禁忌文化限制了彝族女性的权利和发展空间，造成性别上的不平等。如果说家支在互助救援方面体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而“吃绝业”反映了非人性和冷漠的一面，冤家械斗又体现了暴力非理性的残酷一面。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家支不甘于权威的丧失从而干预乡村政治显得与民主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家支与行政体系的杂交可能导致地方社会秩序的紊乱，形成一个带有剥夺排斥性质的地方政体[12](P.220)。这些原因虽尚不足以令人对家支制度深恶痛绝，却反映了家支文化与时代特征的背离，因此主张批判消灭家支的观点也就不足为怪。 由于彝区民众不能很快从其传统文化中突围而超越现阶段的历史条件，因此另一种观点是鼓励支持家支的存在和发展。家支在长时期国家缺席、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的状态下发挥了扶老携幼、同舟共济、共同抵御风险的优良风气。当今彝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仍然面临扶贫攻坚等难题，国家虽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帮助彝区走出困境，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且民风民俗的改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边远农村彝族群众对现代文化生活及法律制度仍然在适应的过程之中，家支制度仍然在彝区社会生活中仍有一席之地。家支是个人的精神家园，在没有其他社会安全保障的环境中，来自于外界的威胁和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使彝人力求寻找到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集体，距离上的可达成性和血缘上的亲近感使家支无疑成了最恰当的选择，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在祖祖辈辈中传递下来，让个人不再孤单和恐惧。 第三种观点是包容、全面地看待家支问题，合理引导使其扬长避短。家支制度包含了正能量的一面，并非一无是处，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也有一些消极的影响[13](P.48)。家支制度讲求对内部的包容和关怀，重视亲情和伦理，维护群体利益，但是由于长时期国家“不在场”的历史记忆使得他们忽视国家及其利益的存在，这种“有小家无大家”的思想在家支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容易造成非理性选择。由于有家支可以依赖，养成了一部分人不思进取，游手好闲的习惯，“等、靠、要”的思想对彝区稳定发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因此应当引导建立现代公序良俗的家支制度，兼顾各方面的权利和利益。由此看来，放弃家支的狭隘观念，建立彝民族的宏观意识或许是推动彝区整体发展和全面提升的有效途径。彝族家支并非是落后的组织，是其与自然和社会自适应的产物，应当认识到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极端历史条件下发挥的积极作用，至于其与现代生活的不协调，是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 六、彝族家支的未来走向 彝族家支是特定历史时期和地理环境诸因素的综合产物，有其极强的内聚力和排他性。从凉山彝族聚居的核心地区美姑、昭觉等地到边缘地区的冕宁、西昌等地家支活动的迹象来看，在市场经济的确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教育的发展、农民职业的分化[14](P.127-131)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人们对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依赖逐渐降低，个人生存和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猴子生存靠树林，彝人生存靠家支”的观念逐步淡化。家支是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产生的，家支的发展和变化也会随着社会场域的转变而转变。城镇化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逐渐淡化了家支的物质互助，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消除彝族人心灵上有所归属的需求，他们仍然需要寻求精神上的家园。现阶段家支依然是彝族人在物质上富裕后的心灵归属和潜意识的信仰。 在对自然资源竞争时代，彝族家支为了生存和发展，表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和协作精神。家支制度渗透着彝族人的生存哲学和价值观念，当时代发生变化，影响彝族人生存发展的决定因素不再是自然资源，而是个人综合素质和社会资源，城镇化、人口流动等因素消解了家支的观念意识和空间上的聚合力，家支不再像以往那样主宰着彝族人的生活，但是长期的历史记忆和处于非“熟人社会”的风险又迫使他们寻求精神上的归属感及“熟人社会”的信任感，从而不会很快将家支这个温暖的集体遗忘。家支的存在将长期伴随彝族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由封闭向开放转型的过程，彝族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虽不会发生一日千里的大转变，家支制度也不会快速消解，而是随着社会转型而作出适应性的调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