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在传统史学中一直都是以“盗”“贼”这样的负面形象记入史籍的，近代中国史学的新的史学观念以及专制制度的被推翻，都使农民战争史研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太平天国和捻军研究为重点，民国时期农战史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在延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5)的论断，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农战史研究的结论依据，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对农民战争的记述中，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延安的“整风文件”，更说明中共对农战史研究现实意义的重视程度。
    近代民族观、国家观对中国传统“天下观”、“夷夏观”的冲击始于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后。简单地用西方的民族学理论解释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不仅在理论上行不通，在现实中更不可行。梁启超等较早地试图以中华民族的实际特征来阐述民族的定义、民族的形成和民族的发展，各种新型中国通史都将民族史撰述的内容作为关键性问题来处理。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等的《中国民族史》的出版，(16)标志着近代中国史学中中国民族史的专史研究领域的形成。抗战时期顾颉刚、费孝通、傅斯年等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使民族问题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更受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家同样极为重视民族史问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反复申明“汉族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一贯的就与其国内各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但改变中国史的本身，也改变世界史”(17)。李维汉主编的《回回民族问题》(18)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19)分别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民族问题和考察各民族历史的早期代表性著作。
    通过以上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五个问题不惟唯物史观史学所独有，如农民战争和民族问题等，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同样重视，然而将其纳入唯物史观史学体系中，便尤其彰显出学术与现实、史实与理论间的错综关系。
    况且，民国时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多因现实政治而起，又因各种现实原因而很难有充分的条件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如社会史论战，“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全国解放后三十多年的事情。”(20)何干之总结说：“各位参战的朋友，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结果，问题往往不能好好的提出来，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21)翦伯赞和吕振羽也有同样观点：“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起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22)“当时的论战，一般还限于搬弄原理的公式主义的地步，很少把握到中国历史的具体性。”(23)再者，战争年代的学术是以实现革命胜利为第一要务的实际状况，必然会影响和干扰到在学术层面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如翦伯赞撰述《历史哲学教程》的目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绝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24)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以前不具备的研究条件与学术环境已经具备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础很薄弱，过去和现在的工作都有些成绩，但是和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与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相比，是不大相称的。中国史学家有责任把中国历史学的水平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25)“五朵金花”很快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广受关注，在当时亟待充实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情况下，“五朵金花”竞相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