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解释中国历史的问题。翦伯赞说：“解放以来我们是着重地讨论了这五个问题，讨论这五个问题并没有错，因为它们是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开出这五朵花来。”(39)作为“十七年”时期“占据史坛主流地位的巨大历史存在”(40)，不论从当时还是从今天来看，“五朵金花”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关键性问题，是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具有学术与现实双重意义的、也是绕不过去的历史理论问题。“五朵金花”的绽放，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建设与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的集中反映。
    “五朵金花”的花中之冠当属古史分期问题。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后，中国近代史学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宏观地看待历史发展进程时不再是简单地以朝代更迭为标准，而是以某种历史观为基本理论贯彻于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认知与撰述，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在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上，即古史分期并非简单地是对历史阶段划分，而是某种历史观的反映，是新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的展现。唯物史观史学一开始在中国出现，遇到的就是古史分期问题，而唯物史观史学之所以在中国出现，背后的原因是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等现实问题。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等因素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纠结于其中。到了“十七年”时期，古史分期问题的现实诉求，已经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希望从社会史性质的讨论中寻求现实政治出路，转化为从理论上论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何适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学术与政治的权重发生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学领域中建设与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成为首要任务。1950年开始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始于对殷周人殉问题判别其时代性质，到对“众”、“庶人”身份的识别来证明其时代属性，再发展到以生产工具、土地制度、生产关系等因素确定分期标准，总体上是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范围内进行的。讨论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史具体特点相结合、古代生产力状况、农村公社、商品经济等重大问题，都做出了在以往中国史学中从未有过的深度考察。
    由古史分期问题延伸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也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中更须从中国历史发展特征出发、结合翔实的材料做兼具史料与理论综合考察的重要问题。“十七年”时期参加讨论的学者很清楚地意识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的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则是生产关系的首要环节；因此，弄清楚我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我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41)通过讨论，对“‘井田制’、‘初税亩’、‘均田制’、‘地主制’、‘庄园制’、‘农村公社’等经济史上一系列关键史实的发覆，不能不归功于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因素’的指引”(42)。随着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深入，除了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多种“萌芽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社会性质的关系等问题之外，在具体研究中涉及了商业、手工业(丝织业、制瓷业、造纸业等)、农业、“市民运动”等方面，形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内实证研究收获甚丰的局面。
    从中国历史发展特征出发看待历史问题的另一个典型，是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历史上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都决定了对待汉民族形成问题不仅必须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而且不可能不考虑这个看似历史问题背后所包含的重大现实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民族问题的历史解释受控于现实政治的诉求乃理所当然。当沿用斯大林对民族的定语得出“中国民族”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结论而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中国现实的民族认同理念和民族政策发生抵牾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当时的语境下，尚不可能正面驳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以及苏联学者对中国民族问题所下的结论，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所用的关键词就是中国历史的“独特”二字：汉族自秦汉以下“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中国古代史证明汉族在独特的条件下早就形成为民族”，“这样巨大的民族之所以存在并发展，当然不能是偶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独特的条件下很早就形成为民族”(43)。范文澜对批评他的文章并未回应，汉民族形成问题也没有得到充分讨论，但是，不论从何种角度说，这篇《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都可以看作是“五朵金花”问题讨论中、“十七年”时期史学中乃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篇经典性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