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垚指出：“社会形态学说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论和有效方法。”(56)李振宏则认为，凡是涉足于这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史学家，不论持何种分期观点，“马克思思想方法的精髓，则已深植于他们的思维理性之中”(57)。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五朵金花”之首并形成众多分期观点，从努力结合五种生产方式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到着力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特点“重构”中国古史体系的尝试，尽管其研究与讨论过程潮起潮落、跌宕起伏，却无处不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深刻影响。
    对中国古史分期不同阶段社会性质的追问与回应，从根本上看，反映的还是对用社会形态学说解释中国历史所持的不同态度，而“封建”名实之争却已隐然触及长期以来成为定论的革命史话语体系，更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构成直接影响。对问题的讨论目前虽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从宏观视野探索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仍然对学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58)与具体的实证研究不同的是，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做宏观的发展阶段式的阐释，必然具有特定时期历史观的理论侵染和强烈的现实诉求。回顾这段学术史，如果着力以今人对当时历史理论的理解程度去质疑当时的学术观点，或刻意将当时的现实诉求作为批评当时学术行为的依据，也需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阎步克认为：“应该承认，中国的‘五种生产方式’、日人的‘三段论’依然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各种不同论点，宛若从不同角度投向黑暗的历史客体的一束探照灯光，它们各自照亮了不同景象，同时必定各有所见不及之处，‘深刻’与‘片面’时常是伴生的。”(59)“十七年”时期的古史分期讨论，其起因、语境、问题意识及观点结论与大革命失败后社会史论战时期有很大不同；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与“十七年”时期又有差异。当前中国史学界已经注意到存在有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趋势，而以往结合社会形态学说探讨古史分期问题所形成的诸说并起、互相辩论的局面，实际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以整体、宏观看待历史为特征的研究范式的全面实践。彭卫认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讨论初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随后的研究中几经起伏，经历了从将中国历史道路服从于世界历史的‘共性’，转变为注重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过程。其间走过了一些学术弯路，现仍然面临着如何使理论概括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揭示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本质这一难题。”(60)那么，深入反思前人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一路走过的经历和获得的经验，就显得更有意义。当年张荫麟评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它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61)在今天我们又看到类似的评价：“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学界，从而使中国人知道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它们都是清以前的史家梦想不及的。又如以铜器论述夏国家起源，以铁器论述战国剧变(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更替之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铁的使用更是一个铁的证据)，均令人耳目一新，学术创新度相当之高。”(62)众所周知，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中外史学碰撞、结合的过程，阎步克指出：“‘五种生产方式’的概念，成为了中西比较、中外会通的理论平台之一。”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个概念也是中西比较、中外会通的最大的理论平台。
    现在来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以其充实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土地制度史研究成果而成就了相关专门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其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引发学者的特别重视，在发掘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对该问题加以论证的基础上，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史方面获得了极其显著的进展，在学术成就方面可能是在当今学术界获得肯定最多的“金花”之一。该问题与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关系密切，后又与近代社会转型、现代化问题、摆脱“欧洲中心论”等互有关联，究其原因，其扣住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当是不争的事实。从多个角度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深层意义，不失为考量“五朵金花”之得失的有效途径。
    时至今日，曾经花开繁茂的农民战争问题却成为“五朵金花”中最受冷落的一朵，“十七年”时期的农战史研究过分政治化是造成今天无人问津农战史研究的根本原因。但是，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且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局面产生有包括改朝换代的重要影响，这是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有的国外史学评论家认为，由于强调了农民战争的革命性以及对促进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这个问题为中国历史学增添了一个新领域，却是毫无争议的”(63)。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农战史的研究，无论是在对相关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上，还是在对农民战争本身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汉民族形成问题在“十七年”时期的“五朵金花”的讨论中，与其他问题相比，在规模和成果数量上并不突出，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却显得最具可持续的发展潜力。中国古代民族和国家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等有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大问题均成为当下受到各方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可证明昔日“五朵金花”中的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
    “五朵金花”在今天的境遇虽各不相同，然而其具有的思考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特点，对今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不无借鉴意义，其获得的具体研究成果也使中国史学受益甚丰。对于这样一个集结若干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持续了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并伴随着超大量的具体研究和争论、裹挟了几乎所有知名史家积极参与其中的学术现象，怎样评价其来龙去脉，怎样看待其学术影响，并非轻易就能完全说得清楚。当年“五朵金花”讨论中的参与者赵俪生先生在接受一次访谈时说：“我认为‘五朵金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结合的刚刚开始，所以它不免带有幼稚的性质，有相当的幼稚病……今天回过头来看‘五朵金花’，全部否定我是不赞成的；全部肯定我也不赞成。应该批判地保留，而且保留的部分应当偏多一点，甚至基本上应予肯定。”“我认为将来写学术史，对‘五朵金花’不应当采取否定态度，它的五个内容都有相当的成绩。”(64)在笔者看来，经过一段时期对“五朵金花”的较多批评和各种评价之后，随着“五朵金花”蕴含的深层学术价值的渐次显现，其带给我们或许有更多的启示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