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七年”时期“五朵金花”的绽放
    “五朵金花”中率先开始引发讨论的是古史分期问题。1950年3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郭宝钧的文章《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对殷墟墓葬中被集体殉葬之人的身份是否是奴隶提出质疑，郭沫若随后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认为这些殉葬者即为奴隶身份，殷代是奴隶社会。1952年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出版，书中论证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界限在春秋战国之交，明确了他的“战国封建说”。与之相对应的不同意见，主要有童书业、杨向奎等人的“西周封建说”。这两三年之间，更多的史家还处于学习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对新的史学环境处于观望中，讨论并未开展得十分热烈，向达说：“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问题，在历史教学上是需要予以解决的，但是就讨论不起来，几篇文章之后，不闻嗣响，好象有所顾虑似的。”(26)从1955至1956年，讨论进入高潮期，形成了以“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为首，加之“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等多种“封建说”并立的局面。1957年后的反右运动和“史学革命”期间，古史分期讨论较为沉寂，到了1959年郭沫若发表《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27)，讨论再度活跃。(28)当时多数知名史家都参与到了古史分期讨论中，一大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讨论中成长起来，古史分期讨论的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195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文中一改以往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地主(领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认识，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是“皇族所有制”即国有制的观点，旋即引起巨大反响。此后直到1965年，已发表约150篇讨论文章。(29)1962年出版《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编)(30)，上编收入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一般理论或史实的探讨文章22篇，下编收入对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时期或朝代的土地所有制的具体研究17篇。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之所以能够很快受到关注并迅速盛开为一朵“金花”，是由于这个问题本身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关键性意义，“近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家们，都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著名原理的重要性，明确了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必须首先从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着手”(31)。讨论的主要观点，以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以及土地国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并存为主。
    “十七年”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始于1955年1月9日邓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从对一部小说的解读引发史学界的大规模讨论，这看上去有点奇怪的现象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此前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邓拓本人更是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就提出了在中国封建经济内部已经产生有“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苗芽”的观点。(32)对《红楼梦》时代背景的探讨只不过是史学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的一个契机。此后的十年间，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持续高涨，发表论文有200余篇，(33)出版了多种论文集、专著。讨论的问题主要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对当时的阶级结构有无影响、在各种具体的手工业商业部门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状况等。
    农民战争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跃而为史学界显学。从1949年至1957年，主要是依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农民战争的论断，对历代农民战争的起因、过程、结局、作用作正面阐述，扭转农民战争在传统史学中的负面形象，同时系统整理和出版农战史史料，发表了600余篇文章，出版资料集、论文集及各种相关出版物达70余种。1958年开始，受到史学研究“厚今薄古”口号的直接影响，农战史研究的热潮更为高涨，研究内容转向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等理论问题的探讨。至1966年，发表文章数量竟多达两千余篇，出版数十种专著、论集等。(34)“五朵金花”中以农战史这朵“金花”开得最为鲜艳夺目。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一直是近代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而汉民族形成问题成为“金花”之一则是缘于范文澜1954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35)一文，该文针对苏联学者根据斯大林民族问题理论所认定的中国民族“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观点，(36)提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尽管范文澜的观点还是在斯大林作的民族四个特征定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论证的，但是依然受到一些人的反对。讨论先在范文澜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内部进行，(37)后来扩展到全国范围。1957年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和斯大林光环的削弱，讨论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汉民族问题被称为“一朵被挂起来的金花”(38)。20世纪60年代后，转变为对“民族”译名问题和对民族关系、民族战争性质、民族政策评价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