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史学界用中国历史套用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前提、政治运动的不断干扰(如对持“魏晋封建说”观点的学者的批判、对“无奴隶社会论”者的批判、对尚钺资本主义萌芽观点的批判等)、把毛泽东的历史观点奉为学术真理、对史料的不同理解等，是“十七年”时期“五朵金花”问题的学术讨论受到各种掣肘、依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主要因素。其中反映最明显的当为农民战争问题。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的热潮在“十七年”时期如此高涨，与新政权的建立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毛泽东对农民战争的论断、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倍受重视等都有直接关系。就问题本身而言，从对史料的整理到对历史上农民战争领袖的评价，再到对“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特点、思想武器、发展阶段、起因、历史作用、失败原因、农民政权的性质、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农民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44)等一系列具体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全面颠覆传统史学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这一研究领域呈现出广阔的研究空间。然而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把农民战争作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来看待，致使其学术指数明显降低，连在讨论中出现的对农民战争后果稍显客观的“让步政策”之说，也使翦伯赞等人受到了严厉批判。农战史研究中的重要学者赵俪生因农战史研究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预过强而“只好忍痛割舍了”农战史研究，“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勇气把它重提起来”(45)。
    “五朵金花”在“十七年”时期绽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五老”所起到的引领作用不可低估。五个问题中，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分别由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发其端，引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邓拓，同为资深马克思主义史家。尚钺、翦伯赞等史家也对讨论产生有重大影响。另如刘大年、尹达、黎澍等马克思主义史家都在讨论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一大批在民国时期已经卓有建树的史学家如郑天挺、贺昌群、谷霁光、童书业、白寿彝、杨向奎、唐长孺、傅衣凌、张政烺、王仲荦、杨志玖等著名史家，通过参与“五朵金花”的讨论和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努力中，看得出他们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变化。(46)赵俪生、孙柞民、漆侠、胡如雷、高敏、蔡美彪、宁可、王思治等在当时更为年轻的学者也是在“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中，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的中坚力量。“五朵金花”讨论是促成中国史学版图和学术谱系重新排列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对“五朵金花”的回顾和反思
    1978年以后，渐回正常轨道上的史学界在“五朵金花”等问题上重新开始了讨论，然而当年“五朵金花”的生存土壤在此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1983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47)，对“十七年”时期热议的，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十余个历史理论问题的各种观点一一进行了梳理和“举要”，实际上已经具有总结的意味。此后，“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逐渐冷却下来，惟曾经与“五朵金花”所受到的关注度不相上下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或长期停滞)问题，“却仿佛显示了它异常之长久的生命力，它所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探讨至今不衰”(48)，对此，何兆武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说起》，认为：“所有参加这个热门问题的讨论的学者们，似乎都毫无保留地而且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样一条前提假设，即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现出特殊的长期性，或停滞性，或长期停滞性。”“对于一个假问题而要努力去寻找答案，那种努力将是徒劳无功的，那种答案将是没有意义的。”(49)文章针对该问题所提出的质疑，论证视角独到，思路别辟蹊径，得出的结论前所未见，而同样的质疑大概也可以落实到那些“金花”上面。
    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21世纪以来，反思、研究史学界“五朵金花”现象的文章开始出现。较早从整体上对“五朵金花”做专门考察的是王学典在2002年发表的《“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该文将“五朵金花”的性质定位为“假问题”、“真学术”，认为是“战时史学”体系的产物，是“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所致。尽管作者刻意强调“五朵金花”中“蕴含着不可抹煞和轻忽的学术意义”，并且试图从多个角度阐发其“学术内核”，但是，文中用于解读“五朵金花”的诸如“战时史学”、“假问题”等观点，仍然引起极大争议，如林甘泉认为：“既然承认社会经济形态的讨论推动了一些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的深入，并且有许多收获，是‘真学问’，这些问题又怎么能说是‘假问题’呢？胡适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的问题尚且不能说是‘假问题’，把没有得出结论，但讨论不断在深入并且有不少收获的问题说成是‘假问题’，在逻辑上也是很难说得通的。”(50)无论如何，在基本处于被冷落状态的这段时期里，王学典的文章高调重提“五朵金花”，将目光重又聚焦于曾经争奇斗艳的“五朵金花”问题上。(51)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古史分期问题从热议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不同分期观点渐渐发展为对如下问题的思考：人类社会是否只能按照一种单线的发展模式行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否能作为世界各地区社会发展过程的通用模式？更具体的讨论首先表现为，对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的问题形成明确的不同意见。主张奴隶社会并非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奴隶制的理论主要是以分析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基础总结出来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典型或特殊情况，这样的发展模式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从中国历史发展实际来看，他们大都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发展途径。(52)另有部分学者坚持认为不能轻易否定奴隶制在历史上的存在现象，尽管不能绝对地理解为一切国家民族都必经这个阶段，但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奴隶社会的存在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他们也不认同“无奴隶社会论”者宣称的中国无奴隶社会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定论”的说法。(53)
    对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制的争议尘埃未定，“封建”问题硝烟又起。问题始于对“封建”一词的循名责实，即古代中国先秦时期的封邦建国、封建制等的“封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里的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并非同义，近代中日学者以中国故有的“封建”概念对译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的feudalism一词，并将秦至清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使得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含义发生了“泛封建化”的“偏误”(54)。一些学者据此对于中国秦汉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历史是不是类似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形态、中国究竟有无封建社会提出质疑，或提出中国的这段历史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表达。另有学者认为，“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应该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论，被中国革命的胜利所证实是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继承和发展。把它贬为“泛封建观”，指责它“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站不住脚的。更多的学者主张应该对秦以后至清朝的历史阶段做出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理论分析和概括。(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