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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西魏时期宇文氏为何继续以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这也与他们所使用的职官制度相关联。西魏政权的职官制度[12]770-771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沿用北魏政权的职官制度，而北魏政权的职官制度见于《魏书》卷113《官氏志》： 自太祖至高祖初，其内外百官屡有减置。或事出当时，不为常目，如万骑、飞鸿、常忠、直意将军之徒是也。旧令亡失，无所依据。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今列于左，勋品、流外位卑而不载矣。[8]2978-2977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降车、骠将军，侍中，黄门秩，依魏晋旧事。[8]2993 其下还详列了职官的品级，并曰“前世职次皆无从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别制也”。可见北魏孝文帝改革之时效法魏晋职官制度，确定了九品职官，特别在每一品职官之下增加了从品。而西魏政权虽然被宇文氏控制，可是正如《隋书·百官志》所载，该政权建立之初以至后来的一个时期是继续实行北魏孝文帝所制定的职官制度的，将官员的品秩分为九品，上起第一品的太师、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开国郡公，下至从九品的八书吏、王家吏等职官。[8]2978-2992既然职官制度没有出现大的变化，选官制度也就没有必要改易，这当是西魏政权时期继续实施九品中正制这一选官制度的缘由之一。这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北周政权不再以九品中正制作为选官制度是因为该政权放弃了两晋以来大多实行的九品官制而采用周六官制。 就其文化来看，西魏、北周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两汉时期的雍州、梁州以及上洛、弘农、河东等地区。关于这些地方的历史人文状况，卢云认为，西汉时期“关中一带汇聚了各家学说，经学、黄老学、文字学、文学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东汉时期“与西汉时期相比，三辅文化发达区在地域上没有出现重大变动。长安虽然失去了国都的地位，但三辅一带，特别是右扶风与京兆尹，文化继续着发达的状态”，西晋时期“雍州素有发达的学术文化传统，虽然在东汉和安之后，因长期的汉羌战争而有所衰落；但经三国直至西晋，由于许多世家大族的存在，文化仍保持着较为发达的状态”。[14]50，68，116而《隋书·地理志》载，西魏北周统治的雍、梁二州的许多地区仍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12]817，“皆务于农事”[12]830，“崇重道教”[12]829，可是也有“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12]817，“连接山胡”[12]817，“杂有獠户”[12]829，“连杂氐羌”[12]829的现象，“女淫而妇贞”[12]817，“多尚武节”[12]817，“好祀鬼神”[12]829，“人尤劲悍”[12]829，“工习猎射”[12]830。可见，《隋书·地理志》与卢云所论述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接着卢云所论述的加以考述。卢云认为，西晋时期雍州文化之所以保持着较为发达的状态，是由于许多世家大族以及杜预、挚虞等学者文士的存在。但是据《晋书》卷34《杜预传》记载：“京兆杜陵人也。祖几，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15]1025，可知杜预虽然是关中人，但是其父、祖皆在关中以外地区仕宦，已离开关中地区，其学术当与关中无太大关联。挚虞“京兆长安人也。父模，魏太仆卿。虞少事皇甫谧”[15]1419，皇甫谧虽然是安定朝那人，但是“出后叔父，徙居新安”，又“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15]1409，可见挚虞的学术源自山东地区。据《晋书·挚虞传》记载，挚虞入仕后一直在西晋京师做官，因此他的学术发展也与关中本土无关联。诚然该区域由于有一些世家大族的存在，在西晋时期汉文化仍然在持续发展，但是由于该区域没有产生像杜预、挚虞这样的大儒文士，因此说在西晋时期雍州文化保持着较为发达的状态就成问题。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缘由当与卢云所说的长期的汉羌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氐羌进入关陇地区不无关系。此后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氐羌割据关陇，并在该地区与汉人杂居。虽然五胡十六国时期张轨建立了前凉政权，使得河西地区成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在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的传播地，汉文化得以传习、发展，可是由于前凉政权短命，此后河西地区又多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割据，关陇地区也多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控制。加上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还将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等地的学者如胡方回、宋繇、张湛、宋钦、段承根、赵柔、索敞、阴仲达等人招至山东地区如平城等。[16]75另外先父在《论北齐的文化》一文中有云：“山胡、獠户，自然影响整个北周的经济水准以至文化水准，使之和北齐相比处于落后状态。”[17]因此，内忧外患使关陇地区的汉文化元气大伤，由此给该地区文化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胡人大量汉化以及汉族先进文化的引导，该区域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仍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 综上所述，不论是王仲荦《北周六典》中所征引的，还是张旭华《西魏、北周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其作用》转引的那些碑志材料，作为证明北周政权任命过中正官的史料，进而说明北周政权仍然继续实施九品中正制这一选官制度实在有点牵强，因为那些碑志史料对于论证北周政权继续实施九品中正制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如从《李元海造元始天尊像》中记载的李元淑所任的平东将军和羽林直长皆非北周政权所设置来看，他任中正的时间当也在西魏时期。《周上柱国宿国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铭》的墓主人辛威，《周书》《北史》皆有传，传中明确说他任河州大中正是在西魏时期。《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司刑太常伯李公墓志铭》是在追述先祖事迹，《大□□□□□□□□柱国李君莫高□□龛碑并序》有缺损，所以其祖父检校永兴、酒泉二郡大中正的时间不好断定，这两通碑志是否存在与《周上柱国宿国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铭》相同的问题也不好确定。《周宜州崇庆寺释僧妙碑》《隋故壶关县令李君墓志铭》所云的郡正，不是郡一级的官员，而是其上一级州的属官，因此郡正是否就是郡中正也有问题。从朝代及避讳等方面分析，《□□□□州刺史上护军费府君墓志铭》《魏故汝北郡中正寇君墓志》这几方碑刻的真伪则存在问题。故此以这些碑刻材料来论证北周政权任命过中正官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至于北周政权为何放弃当时其他各政权普遍采纳的九品中正制这种选官制度，是因为与其并立的高齐政权以及陈朝仍然以九品官秩来区分官员的地位高低，并确定官员应享受的俸禄，可是北周政权却放弃了九品官秩，以命的高低来区别官员的地位高低，当也以此来确定官员应享受的俸禄，并放弃了汉魏以来的职官制度实行周六官制，这大概也是北周政权废除九品中正制的缘由之一。而西魏政权为何没有放弃九品中正制这一选官制度，也正是由于宇文氏政权在西魏绝大多数时期仍然继续实施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确定将官员分为九品的职官制度，这又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北周政权没有继续沿用曹魏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这一选官制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