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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英国保守党政治哲学的优势(3)

http://www.newdu.com 2018-05-11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 阎照祥 参加讨论

    二、缓进:保守主义的适度更新
    保守党并非一味保守,一成不变,原地踏步或倒退。其中一些人总在行进着,尽管步伐不是很快,他们需要谨慎观测某种新变革的方式和程度。保守主义者可能最早驻足,但停顿只是暂时的。部分保守主义者会加入激进者的队伍,争取选民的支持,以免在逐步拓宽的民主道路上屡遭败绩。
    保守主义作为保守党的政治理念,也不是一味地保守。保守主义不仅要变,还要变化适中,不失本色。在社会改革方面,它略显慢了点,但其本意还是追求阶级利益的稳定,抵制冒进,避免民主对传统秩序的破坏和对人性的威胁。这凸现出保守主义的守成能力,以及实现最佳社会价值观的目的。
    可见,英国保守党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具有两个面相:其一,恋古守旧,捍卫传统的主流思潮,使保守党行使“刹车”功能。其二,审时度势,为改变政治劣势而呼吁适度的改革,顺应社会潮流。换言之,英国保守主义最典型的两个特征是既守旧又主张缓进,前者诠释了不列颠的岛国文化传统,后者体现着英国政治制度最突出的渐进性发展特点。
    纵观20世纪,展示出英国保守党和保守主义缓进性特征的事件接二连三。第一项是阿瑟·巴尔福首相允准的爱尔兰土地改革。1903年,为缓解爱尔兰民族主义反抗运动,他颁布实施了“温德汉”法令,规定:凡地主必须主动配合政府的改革要求,并可适当领取赎金;贫穷佃户可向政府贷款,支付购买土地的费用,低息借款(3.25%)偿付时限长达68.5年,还能从政府无偿得到12%的补贴。至1909年,爱尔兰绝大部分英裔地主的土地被转手。这就动摇了英国在爱尔兰实行阶级压迫和殖民统治的根基,终结了带有封建主义性质的大地产制。令人惊叹的是,不列颠近代史上唯一的土地改革,竟然是由屡次否决自由党“爱尔兰自治法案”的保守党实施的。它使英国土地在数年中大规模转让,切断了英格兰地主和爱尔兰雇农之间的“主仆关系”,避免了苏俄式土地改革的强制和流血。
    巴尔福在处置爱尔兰土地问题上有节有度,可在思想上却坚守保守主义阵地。1924年10月23日,他在议会警示:“你不应行事快速,也不可失去古老的文明。你必须利用他们,你可以改进他们,你应该去改进他们,但你不可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里代之以新的社会经济体制。”(28)
    大致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政治界和知识界的保守主义者中,思想活跃、居高望远、精于思考和谋划、呼吁观念变革者始终不多,而麦克米伦却是其中翘楚。他不仅思考保守党如何在三党大选竞争中顺利胜出,还能未雨绸缪,于30年代推动保守党放弃传统做派,适当向左转,并匠心独具,提出了占据“中间道路”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计划。
    麦克米伦出身名门,是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法定继承人,保守党优秀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投笔从戎,于索姆河大战中身负重伤,战后进入政界,善于思考社会大局,重视现实经济问题,被称为“自格拉斯顿以来最有书卷气的首相”。
    1923年,麦克米伦进入下院,成为保守党理想主义者“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几年后,大萧条降临英国,不列颠失业率居高不下。1926年大罢工导致情况加剧,劳资矛盾激化。面对经济危机,他发现:在整个欧美,“旧式的资本主义结构已经崩溃……整个制度需要重新估价”,(29)变革不可避免,经济理论探讨当居于首位。幸运的是,他在探索过程中,一再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指导。
    麦克米伦对“中间道路”的理论探讨经过了三步曲。第一步,他于1932年撰写了小册子《下一步》,呼吁组建一个由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者组成的“投资与发展委员会”,探索扩大投资渠道、增加就业机会、解除经济困境的方略。他向议会提出建立“英国工业联盟”,以备在市场不景气时筹集资金,支持企业家借贷。(30)凯恩斯仔细阅读了《下一步》,肯定其内容的合理性,但指出麦克米伦在表达自己想法时“勇气不足”,秉持了中间立场;凯恩斯还认为麦克米伦高估了经济低迷时期私人投资的水准,低估了政府拉动私人投资、促使经济复苏的必要性。麦克米伦接受了凯恩斯的批评,但保留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深入思考所谓“中间道路”问题。他还尽量谨言慎行,在其报告书《以后五年》里,未过多发挥他的实行国家所有制和控制英格兰银行等激进想法,却提议建立一个“国家投资局”,去规范和鼓励资本市场;国家部门的职能也只能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即允许扮演“接生婆”的角色,却不可充任“母亲”职能。(31)这是他在重要经济理论方面与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区别。
    翌年,麦克米伦又写成《重建》,想根据当时美国和德国的经验教训,实现经济重构,提升企业效率,增加出口。但这依然涉及到国家和政府机构的职能问题。麦克米伦指明:1932年英国关税输入的益处之一,是刺激英国工业经济朝着卡特尔化方向发展。但一些在较小规模的基础上重组的企业,显然不能防止商品生产和供应过剩。所以,尽管单靠关税统计不能解决工业难题,但它毕竟会在工业重组的关键时刻,提供支持作用。若能根据企业本身的需要,去实现重组,国家的作用则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麦克米伦还质疑价格结构的效能,但又坚持国家只能干预那些在经济结构方面失能的领域。(32)
    比较起来,《下一步》和《重构》仅仅是麦克米伦有关英国经济改革的初步思路,由此到其代表作问世又是5度春秋。此书的全称是《中间道路:自由民主社会的经济与社会进步问题研究》,内容包括:重新分配财富;以通货膨胀为手段克服经济萧条;对公共事业进行国家控制;英格兰银行以及煤炭工业的国有化;立法保障工人的最低工资;工会参与国家经济计划等。(33)考虑到保守党一贯的政治取向,他避免使用纯粹“资本主义”或纯粹“社会主义”的概念,甚至设法避开雷同的语汇,呼吁要在两者之间进行谨慎选择。于是,他高度赞赏进步、多样化和自发性的行为,其中一段精妙论述是:
    现在英国已在朝向计划经济的道路上行走多年,这与英国传统的妥协和调整原则相吻合。如果我们不能够从自由资本主义向计划资本主义继续和平地发展,或许是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我们就无望保护法定的、民主的和文化上的自由。此自由是一种珍贵的遗产,它也许会在经济低效时受到限制。唯有通过采取此中间路线,我们才能避免实施政治管制和专制的方案。(34)
    在涉及英国经济提升的细节方面,麦克米伦还就商品生产的速度和质量、资金用度和消费等问题,加以论证。针对政府有可能发生的“出格的”财政行为,麦克米伦明确指出:国家财政的职能是服务,它可以在资本市场尽量发挥影响,包括限制不当的反社会行为,控制不利于社会的投机行为,但“它的职能不包括,或者说不应该包括去制定和确定工商业必须运行的状态”。(35)
    整个看来,麦克米伦代表着新一代保守党人,兼有保守党中“托利改革派”和“自由主义派”的双重身份。该派的观念是不过多地纠缠陈腐问题,而将目光投向经济领域,把经济和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比约瑟夫·张伯伦主要注重帝国关税的思路前进了一大步,比起阿瑟·巴尔福的经济改革做派也棋高一筹。而且,在经济问题上,麦克米伦的自由主义立场虽然有别于以往的保守党人,却未偏离资本主义私有制体系的大本营,更不同于工党社会主义的“国有化”思想体系。所以,他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命名为“中间道路”,是颇为中肯的。
    在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麦克米伦甚至寻求宿敌——自由党温和派的支持。1947年,他在著名首相威廉·格拉斯顿的故居,在格拉斯顿孙子查理·格拉斯顿主持的会议上激情演讲,争取对工党社会主义政策不满的自由党绅士的支持。拥有自由党身份的查理十分感慨,坚信“保守党已经抢走了自由党人的许多旗帜”,并且说:“我相信保守党代表老保守党和自由党一切最美好的东西。”(36)至此,似乎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分界线已经不清晰了。查理·格拉斯顿有可能加入保守党。
    精明的麦克米伦,一次次展示了他的经济理念,预设了保守党以后几十年的政策基调,也预言了保守党在未来经济上应该关注的动向,赢得了一些学者和官员的赞扬和认可。渐渐地,他成为党内公认的经济问题专家,身边聚集了一批思想灵活的“托利改革派”,其中有骨干分子欣琴布鲁克子爵、昆亭·霍格、休·莫尔森和核心人物R·A·巴特勒,他们睥睨传统的党派对立模式,主动支持政府实施集体主义政策。其中彼得·索尼克罗夫特尤其厌恶宗派对立,慨然言道:政治选择通常不是不黑即白,而是在两个颇为相似的灰色眼镜片之间。这种态度使麦克米伦能在1947年支持巴特勒制定《工业宪章》,强调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职能是“维持充分就业”。(37)这为以后麦克米伦在党内外赢得选民支持,继而担任保守党首相,实施“共识政治”经济政策,准备了先决条件。
    稍感遗憾的是,英国人似乎忘却了麦克米伦在保守党内倡导思想变革的先驱地位,未将他与杰出的思想家归列在一起。实际上,麦克米伦作为保守党内“中间道路”的最早倡导者,要比激进党派的改革者承受更多的政治压力。一些同党不理解他,在议会辩论中冷眼相观。原本关系密切的党内元老或要对他“走着瞧”,或寻找机会予以抨击。在批评者的行列中,偶尔还有德高望重的党魁温斯顿·丘吉尔。与麦克米伦一道制订《工业宪章》的巴特勒也遭受党内右翼分子的诅咒。保守党资深议员密塞斯爵士号召党内同仁一起否决《工业宪章》,戏称保守党新政策的基本倾向是向社会主义靠拢,使本党政策成为“兑水牛奶”。面对批评,麦克米伦和巴特勒等人多能以大局为重,坦然处之。
    上述活动属党派行为,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单枪匹马抨击社会主义做派似属异类。他本是奥地利人,1931年来英伦教书,7年后加入英国国籍。在当时理论界,他自行选择研究课题,但紧盯着时代敏感问题。1944年,他发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其中多惊人之言:“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工具”;“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但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38)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哈耶克颂扬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赞赏“看不见的手”。他抨击社会主义的国家控制:“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39)
    20世纪中后期,哈耶克继续活跃在英国思想界。作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其论著关涉多门学科。但直到他于1960年发表《自由秩序原理》时,他仍是一位无党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共识政治为己任。哈耶克还公开否认他是保守主义者,他坚守自由主义,认为其立场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立场根本不同”;他不仅拒绝参加任何“被认为是进步的运动”,断定这些运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侵蚀着个人自由”,而且“还必须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反对为多数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所共同拥有的一些基本观念”。这实际是声明他一贯反对保守党与工党所达成的“共识政治”,基点是他对自由和平等关系的理解。他坚信:现今社会最典型的一种特征在于,只有通过不断努力,才能获得大多数财富。而多数人的欲望通常总是由当时只能由少数人所获得的东西所决定的。人们之所以会不断希冀经济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囿于财富的不平等;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就不可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40)
    哈耶克对英国保守主义者评价不高。他断定典型的保守主义者通常都有着极强的道德观念,但在保守党人的政治理念中缺少主观能动性,甚至会在一条并非其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被拖着前行。(41)
    谁是自由主义者的主要对手?哈耶克说是工党,并对保守党激进分子的行为嗤之以鼻。他甚至认为,自由主义者与工党激进分子的差异,要比保守主义者与工党激进分子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保守主义者对那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偏激影响,通常是持一种温和的反对态度,而自由主义者却必须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反对多数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所共同达成的“共识政治”。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重大事件的发生还需要多种因素的巧合。倘若不是20世纪60、70年代“英国病”的恶化,没有越来越多人质疑两大党的共识政治,没有政治黑马撒切尔夫人的崛起,(42)英国保守主义左翼政治家或许会继续行走在共识政治的道路上,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可能只是白云苍狗,转瞬即逝。正是由于共识政治和“英国病”,使哈耶克连同他的新自由主义,趋近于保守主义的理论体系,并引导了保守党的头面人物。
    撒切尔夫人不是专职学者,仅就热点问题发表过政论文。60年代末,《每日电讯报》约她撰写两篇关于政治哲学的短文,她针对共识政治论述道:相互对立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是有效民主运作所必须的。因此,政党追求“共识”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人们选择的权利。
    1975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接替捉襟见肘的希思,成为保守党党魁。她研读哈耶克著作,感悟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法则的魔力,形成以后被称作“撒切尔主义”的改革思路。她决心修正福利国家政策,压缩国有企业规模,终结共识政治。1979年,她身居首相高位,开始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政府改革。这次改革历时多年,内容全面,且雷厉风行,展现首相个性,被誉为“撒切尔革命”。
    “撒切尔主义”含义丰富,既是1979-1990年间执政保守党人的意识形态,又是保守党政府的政策,还是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混血儿。它既有传统守旧的成分,又有政治思想创新的内容,并且其版权不归撒切尔夫人独占。存世长久的保守党思想库——“经济事务研究所”(IEA),以及希思辞职后新建的“政策研究中心”,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撒切尔主义直截了当地反对建立在凯恩斯经济学基础上的“共识政治”。在20世纪80年代欧美大国的主流政治意识抵制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下,撒切尔主义还是国际性的反对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的思潮和政策。
    “撒切尔革命”范围广泛,它涉及税制、福利制、工会问题、文官制改革以及匡正社会风气等,其效果有目共睹。区区数年,“英国病”基本治愈,英国经济发展速度跃居西方国家前列。8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增长速度比法国快一倍,比西德快50%。1985-1989年间,英国生产率增长18.9%,在欧美国家中首屈一指,多国媒体惊呼“撒切尔奇迹”。当时最令人惊奇的是,那些一向批判英国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国家,也认可了以私有化为中心内容的撒切尔改革的“革命性”。
    比较麦克米伦“中间道路”与“撒切尔主义”的异同,其共同点是,二者都体现循时而变的精神,旨在摆脱保守党所面临的大选困境。差异在于,前者是“讨好”、将就与容忍民主社会主义;后者是避开共识政治,谴责、抵制和限制社会主义。在政治态度上,前者是曲意接受,后者是断然扬弃。保守党内改革者的种种努力,为保守主义的理论更新不断注入了政治活力。
    一向好强的铁娘子也许不会想到,她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同时也就大大改造了传统的保守主义。一些人(包括保守党人)惊诧于撒切尔主义者主动接受并捍卫了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法则,感叹女首相大刀阔斧的处事风格,认为她宛如一名“19世纪的自由党人”。(43)最令人惊诧的是有人说:撒切尔主义根本不再是保守主义了,相反,它代表了与保守党传统的决裂。较为费解的说法还有:撒切尔主义是一种“减去了理想主义、加上了扶正国家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44)保守党改革派在主动接受并实施自由主义政策时,就同时将自由党诸多“本钱”夺了过来,在意识形态方面壮大、充实和更新了保守主义。
    纵观20世纪英国政党政治,宛如鼎足而立的牌局,其中保守党人是一等一的高手。面对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一次次变局,他们不仅会洗牌和藏牌,还善于偷牌和换牌,故能屡次立于不败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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