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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揭示了质性研究方法“中心-边缘”困境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及在此困局影响下非英美地域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和失语的境地。英美质性研究方法与技术占据着主导智识生产的“中心”地位，非英美学者及其本土研究被贴上了未“现代化”的标签。为打破这一局面,本文着力问题化英美质性研究方法所依托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浅析中国哲学思想为质性研究留下的宝贵遗产(如整体观和变化观),以呼吁学界同仁投入到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中来。 关键词：质性研究；本土化；中心-边缘；本体论；认识论； 作者简介：李淼(1983-)，女，辽宁本溪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研究方向：质性研究方法、教育社会学、青少年文化。 质性研究方法的“中心-边缘”困境是近年来中外学者热议的重要问题。[1][2][3][4][5][6]非欧美国家学者对此学术差异化格局的反思与批判，指向这样一种日常现实:非英美国家的质性研究者从英美同行那里习得研究方法与技术，并将其再生产，制造出旨在贴合英美国家读者阅读兴趣和思维模式的地域研究。此种研究以描述现象为主，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本土概念建构。其结果是，由于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概念与范式处于“中心”地位，“边缘”国家学者发掘的“地方性知识”被长期忽视，脱离地域情境的英美概念取代了对本土现实的细微体验和洞察。 为了突破此“中心-边缘”困境，近年来，各国学者掀起了挑战欧美国家方法论霸权的浪潮，呼吁和倡导“质性研究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他们深刻认识到，导致“边缘”国家学者失语的“中心-边缘”格局违背了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宗旨，它无视对处境不利者的关照和多元化视野。从本质上说，“中心”国家方法论霸权的确立，依赖于将一种基于英美情境的地方性知识伪饰成具有超强解释力、去情境化的“普遍性知识”，并推广至全世界。[7]颠覆这一困局要求转变各国学者的学术角色:英美学者成为“消费者”，学习和使用非英美学者创造的研究方法；非英美学者成为“生产者”，创造源自本土情境和地方文化的研究方法。 综上，质性研究方法亟待一种“从‘西’向‘东’的翻转”，即超越西方认识论看待世界的方式、发掘东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8]陈向明进一步指出，要想参与质性研究的全球对话，中国学者必须努力发掘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伟大文化遗产，如全局观(系统思维和普遍联系)、变化观和对经典文本的诠释等传统。[2](P.73)笔者认为，在方法论层面，社科工作者也应做到“文化自觉”，[9]其要旨在于“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10]即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当前现实与问题、开发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先进精神遗产、吸收并超越英美理论意识和研究范式，创造出符合中国本土情境和社会现实的特色研究方法，参与和主导国际学术对话。[11]因质性研究本土化议题的内涵和外延错综复杂，本文仅尝试分析建构以中国认识论和本体论为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现实可行性。 一、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问题化 “中心”和“边缘”国家学者都对“中心”国家主导的质性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其中，西方学者的批判成果形成了以下几种理论视角，包括:后现代批判对文明理论的挑战、他者化、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对英语成为非洲殖民地国家和地方性大学官方语言的批判、研究方法的文化基础(如英美研究者对访谈方法的普遍推崇)、西方捐赠者对国际研究与评估的影响，以及跨国主义理论等。[12] 非西方学者的批判则主要指向英美现代科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垄断地位。英美学术霸权的形成与延续是一个社会与经济问题。学术领域的“英语”就像经济领域中的“美元”一样，创造和持续统治着世界学术的不平等格局。在此格局中，非英美学者必须用英语逻辑思考、用英文写作，才有望在国际期刊上抒发见解。[13]即便如此，在非英美国家和地区开展的质性研究仍被归入“小众”范畴。在英美学者看来，这些研究的存在价值和作用只是验证和补充了西方地域研究未能兼顾的视角。因此，此类研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更不要说引领和影响方法论和学术范式的走向了。 至于如何破解方法论的“中心-边缘”格局，一方面，有学者呼吁建构多元的研究理念和框架，而非断然拒绝英美范式与方法、或一味地对其加以模仿。此努力客观上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例如，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96)指出，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模型根植于西方独特的宇宙观，非西方社会完全可能存在着另一套不同的概念与模型，就像西方社会中加糖的茶和巧克力在其原产地是不加糖的一样。[14] 更进一步，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83)在《地方性知识》中从知识相对论的视角出发，呼吁研究者探索和建构出与普遍知识相区别的地方性知识，正是后者激活了在地人的意义世界。[15]另一方面，其他学者致力于寻找超越英美方法论范式与方法的“替代物”(alternatives)，但此努力屡遭失败。常见的情况是:学术进步虽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但缺乏颠覆旧范式、巩固新范式的方法论主张。例如，在《东方学》中，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了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的潜在原则———“他者”化，却没能构想出破解“他者”化的方法论。 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基于西方建构主义范式的知识建构论对跨文化地域研究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所谓的方法论“中心-边缘”困境只是数据分析质量问题，并非认识论问题。[12](P.439)因此，除非找到一种非西方认识论，否则应在西方认识论指导下继续推进非西方地域研究。[12](P.441)然而，赋予建构主义万能的解释力等同于肯定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的无地域性和去文化性，这无疑是一种被神圣化了的简化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