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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治生活具有高度仪式化特征，社会冲突则具有强烈的戏剧性特征。古罗马共和早期、中期、晚期先后发生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运动。在政治场域发生的戏剧性冲突与变革，往往同时在宗教舞台上象征性地展演出来。宗教无时无刻不介入社会冲突与政治纷争。罗马国家宗教礼仪制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从另一个角度可与社会变迁和制度变革相互印证。在罗马共和早期的等级冲突、共和中期的派系竞争和共和晚期的个人专权的事例，无不反映出罗马共和政治的仪式性和表演性特征。而共和早期的两次平民撤离运动则揭示了社会冲突与和解不仅仅是实用性手段和策略的较量，更是象征性符号和宗教仪式的竞争。在冲突被仪式化的同时，认同也被仪式化。仪式加强了不同阶层的认同，促进了等级和解。仪式空间和时间都是派系竞争的场所。不同的仪式时空各有特点和象征意义，罗马显贵往往借此建构其政治主张。凯撒的仪式行为表明，其追求个人权威的目的不是要称王，而是要成为公众的保护人。 关 键 词：古罗马/共和时代/政治仪式/权力符号 作者简介：胡玉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古代罗马国家的政治活动具有戏剧性特点，它以广场、会场、竞技场、剧院、神庙、祭坛、通衢大道等公共空间为舞台，以民众为观众，以政治家为演员，以服饰、仪仗、坐席等级、游行队列的秩序、凯旋式和宗教赛会的规模、纪念碑和公共建筑物的碑铭记事等为展示权威，从而建构起权力的象征符号。 古罗马共和早期、中期、晚期先后发生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运动。在政治场域发生的戏剧性冲突与变革，往往同时在宗教舞台上象征性地展演出来。宗教无时无刻不介入社会冲突与政治纷争。罗马国家宗教礼仪制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从另一个角度可与社会变迁和制度变革相互印证。本文以罗马共和早期的等级冲突、共和中期的派系竞争和共和晚期的个人专权为例，分析罗马共和政治的仪式性和表演性特征。 一、冲突仪式：从反叛到重聚 罗马共和早期的主要政治事件是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罗马编年史作家李维、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笔下，这段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事件充满了戏剧性和象征性。冲突的展现及和解都被抽象为仪式。以下试借用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加以阐释[1](P29-34)。 (一)第一次撤离运动 公元前494年，古罗马平民举行第一次撤离运动，为这场平民与贵族之间波澜壮阔的社会戏剧揭开了大幕。事情起因于平民债务危机。共和初期，罗马连年遭受外敌骚扰，经常征调平民从军。服兵役是城邦公民的义务，但既无报酬，又延误农事，还需自备武器和口粮，平民深受其累。许多平民是外来移民，没有土地所有权，需要租种公有地或贵族的土地，他们以人身作抵押，以劳动交换土地、种子、工具，成为贵族的nexii。一旦无法交纳足够的劳动产品，就会陷入债务。罗马古老的习惯法对债务人非常苛刻，允许债主拘押、拷打债务人。共和初期，大量平民沦为贵族的债务人而受到债主的逼迫。这就为等级冲突埋下了导火线。 一个人的悲惨遭遇煽动了一场燎原大火。一位老人浑身伤痕累累地冲进罗马广场。他的罩衣被撕碎，身体虚弱得要死，胡子、头发凌乱得可怕。尽管他面目全非，但还是有人认出他来。有人说，他曾是军团的指挥官，还立过战功。这人向群众展示胸膛上的累累伤痕，作为他多次为国作战的证明。当人们聚集在他身边，询问他为什么落到如此凄惨的地步？他说，当他在萨宾人的地区征战时，敌人掠夺了他的庄稼，烧掉了他的房子，抢走了他的家产和牲畜。接踵而至的赋税，犹如雪上加霜，他不得不去借债。结果，由于还不起高利贷，债主们夺走了他祖传的农场，又将家产夺去，最后还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不是像对待奴隶那样，而是把他关押、拷打。他露出后背的遭鞭笞的新伤。耳闻目睹此人的悲惨遭遇，激起了人们的满腔怒火。骚乱迅速从罗马广场蔓延到罗马城的各个角落……[2](Ⅱ，23，1-8.t) 这个罗马传统故事体现了一种反叛仪式：这位平民的反抗不仅针对某个别债主，而且具有攻击债务奴役制、违反贵族制社会秩序的象征意义。按照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这是反叛者“违反”社会结构的第一阶段。这位罗马反叛者的申诉暗含两条伦理依据：一是城邦同胞之间不能相互奴役，平民身为自由民和捍卫城邦的公民战士，不应受到贵族的奴役；二是贵族负有保护、照顾平民的责任，应按照罗马建城始祖、第一位国王(Rex)罗穆路斯(Romulus)的安排做平民的保护人，而不是平民的主人。 这个控诉债务奴役制的公民还向同胞展示其伤痕——既有在战斗中留下的伤疤，也有被债主鞭笞的伤痕，通过这种强烈对比证明了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暗示贵族制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同时，这位受虐待的平民士兵又具有“牺牲品”的符号意义，足以引起神与人的公愤，并象征性地引发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和对抗。关于这一幕社会戏剧的文本叙述旨在表明，平民违反贵族制社会规则的行为背后有其正义、合法的理由支撑。 违反社会规范的个案发生之后，整个社会随即出现了严重危机。大约二千平民士兵携带武器和口粮，撤离到罗马城界之外的一座“圣山”[2](Ⅱ，32，2-3)。地中海地区的古代社会因人口压力、粮食危机、政治斗争等原因往往周期性地发生分裂，一部分公民移民海外，建立新的殖民城邦。罗马人自认为祖先也是来自阿尔巴的移民。罗马平民的撤离运动多少与此相似。不同的是，平民被贵族视为外人，因他们在罗马既无祖坟也无圣火，故而参加撤离运动的平民们占据着自己的舞台，摆出威胁的姿态，向代表城邦秩序的贵族机制发起挑战，激发这一机制作出反应。 倘若反叛的平民远远离开罗马去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场公共危机就将以两个阶层的彻底决裂而告终。但是，平民们在距罗马不远的“圣山”上安营扎寨，停留了数日，仿佛犹豫是走还是留[2](Ⅱ，32，4-5)。此刻，“危机”呈现出或趋向恢复稳定，或趋向制造更大动乱的临界点。 接下来进入所谓“矫正行为”(redressive action)阶段。为了控制危机的蔓延，受到扰乱的社会体系的代表——元老院迅速采取调整和矫正的机制。他们派出谈判代表与驻扎在圣山上的平民领袖交涉[2](Ⅱ，32，8)。外部战争的压力和社会生产的需要都迫使贵族竭力挽留平民。结果，平民被贵族劝回罗马，条件是平民与贵族之间订立了一条盟约： 平民将拥有自己的官员，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负有保护平民抵制执政官侵害的权利，并且不得由贵族担任。[2](Ⅱ，33，1) 在离开圣山返回罗马之前，平民还进行了保民官选举，集体宣誓订立了一条“神圣约法”： 禁止侵犯保民官的人身自由。凡侵犯保民官者，财产没收，献给农业三女神凯勒斯(Ceres)、利贝尔(Liber)和利贝拉(Libera)的神庙，并且人人得而诛之。① 最后，曾经被扰乱的社会群体重新组合为一个整体(reintegration)，并且通过一场宗教典礼宣告冲突结束，等级之间达成和解。公元前493年，贵族与平民在平民的聚居区阿芬丁山共同庆祝平民的保护神——农业三女神凯勒斯、利贝尔和利贝拉(Ceres，Liber，Libera)的神庙落成。贵族执政官卡西乌斯(Spurius Cassius)主持了神庙的落成典礼和奉献仪式②。这标志着贵族默认了平民的神圣约法，认可保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因为农业三女神是平民神圣约法的监护者。同时也表明，平民的保护神被纳入国家宗教体系之中。不过，管理神庙的权利属于平民职官——营造官，他们既不属于城邦的公共职官体系，也不属于贵族的祭司团体，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总之，贵族和平民通过共同祭祀农业三女神实现了团结，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共识。 运用特纳的社会戏剧隐喻论对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的文本叙事进行分析，使我们看到，至少在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眼中，社会冲突与和解不仅仅是实用性手段和策略的较量，象征性符号和宗教仪式也发挥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危机暂时度过，但社会结构却被打破了。平民逐渐在贵族的国家里面建立起“国中之国”。在平民的“国度”里，有平民职官和平民会议，也有平民自己的宗教和祭司。平民可选举、可立法，祭祀自己的保护神，庆祝平民自己的宗教节日，举办平民赛会。然而，在这种双轨制下，等级结构中固有的矛盾不但没有消除，反而会酝酿新的冲突与危机。 (二)第二次撤离运动 继第一次撤离运动之后，又有两次平民撤离运动的报道(公元前450年和公元前287年)，介于这两次撤离运动之间，还有长达十年的平民要求担任执政官，致使罗马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冲突(公元前377年-公元前367年)。史料的真实性虽有待考证，但这里重点考察的是文本叙事中的仪式性过程，及其所传达的罗马共和政治理念③。 在第二次撤离运动的危机阶段，“正义的鲜血”这一引发革命的象征符号再次出现。平民领袖西基尼乌斯(Lucius Sicinius Dentatus)因反对十人立法委员会的专制统治，要求恢复保民官选举而遭到嫉恨。他被派往萨宾前线执行任务，随后被十人立法委员会派遣的凶手杀害，并伪装成他是遇到敌人袭击身亡的假象④。 十人立法委员会的贵族领袖阿庇乌斯(Appius Claudius)专横跋扈，因贪图平民少女维吉尼亚(Verginia)的姿色，意图霸占。他趁少女的父亲和未婚夫远征在外之际，欲强行霸占。维吉尼亚的父亲赶回罗马却无力营救，为保全女儿的贞洁，他亲手杀死了她。罗马城中的平民抬尸游行，以示抗议。远征在外的两支平民军团离开战场返回罗马，与城市平民汇聚于阿芬丁山，举行了第二次撤离运动⑤。 平民领袖西基尼乌斯和平民少女维吉尼亚成为革命仪式中被献祭的牺牲。平民的第二次撤离运动被诠释为一场正义的复仇。十人立法委员会被推翻之后，平民和贵族再次联合举行宗教庆典——朱庇特赛会(Ludi maximi)[2](Ⅳ，12)，庆祝动乱结束，社会群体重新聚合。 与此同时，另一种象征重聚的仪式在平民大会上发生。公元前450年，为恢复保民官选举而召开了平民大会。会议的召集者和主持人竟然是贵族出身的大祭司长，这意味着他把献祭、占卜等宗教仪式引进了平民大会。而先前保民官的选举、就任及平民大会决议的制订根本不受宗教仪式约束。此后，平民大会似乎也具有了宗教性。李维也有两处提到，当选的保民官和营造官若有瑕疵，上任后不久就被替换，暗示平民会议曾举行占卜仪式验证当选平民职官的合法性[2](Ⅹ，47，1；XXX，39，8)。一旦平民大会也遵循献祭、占卜这套宗教仪式，其合法性就有可能被贵族承认，并转化为真正的公民大会。事实上，不久就出现了全民性的部落大会。 在公元前377-公元前366年的社会冲突中也能见到类似的重聚仪式。在平民获得担任执政官的权利的前夕(公元前367年)，鉴于等级和解的曙光初现，贵族执政官卡米路斯(Marcus Furius Camillus)许愿为和谐女神康科狄亚建庙[3]。神庙选择建在伏尔甘火神广场与卡皮托尔山的中间[4]。神庙选址暗含深意：伏尔甘火神庙曾是平民的集会地点，而卡皮托尔山则是代表贵族权力与宗教的堡垒。和谐女神位于两者之间，体现了她居间调停的身份。 翌年(公元前366年)，《李锡尼乌斯-绥克斯图法》通过，绥克斯图当选为首任平民执政官，一场长达10年的执政官职位争夺战结束。罗马终于结束了无政府状态和最高职位在执政官和享有执政官大权的军政官之间的摇摆不定的局面。为庆祝两个等级重新恢复和谐，元老院下令举行祭祀朱庇特大神的赛会(Ludi Maximi)。 重聚仪式修复了被撕裂的社会纽带。就这样，在和谐女神康科狄亚的神庙里，在朱庇特赛会的剧场和竞技场，罗马平民和贵族重新团聚在一起。于是，在冲突被仪式化的同时，认同也被仪式化。仪式加强了不同阶层的认同，促进了等级和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