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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恺撒对仪式的运用 贵族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权力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贵族集团的团结与统一，为独裁制度的出现埋下了隐患。另外，显贵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因为，原则上罗马人民才是共和政体的主权所有者，显贵是经人民授权的权力执行者。然而，显贵占据着政治舞台，在公共典礼中恣意展示其高人一等的个人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人民主权的共和理念形成了威胁，对共和制权力结构具有破坏作用。 以共和国的“掘墓人”恺撒为例。恺撒的事业在公元前58年至公元前44年达到了顶峰。在此期间，他结束了内战，肃清了政敌，拥有十分广泛的权力，被宣布为任期10年的执政官和终身独裁官，拥有保民官的权力及“统帅”(imperator)、“祖国之父”(parens patriae)、“解放者”(liberator)等头衔。他被授予国王般的仪仗——黄金象牙的宝座和穿凯旋礼服献祭的权利。 这些具有永久性独裁官形式的权力和荣誉头衔能否说明恺撒恢复了王政时代的古老王权？抑或他的权力本质上并未超出共和国最大治权的实践范围？恺撒是否公然追求国王的权力，力图让人们宣布他为国王？抑或他只是成功地实践了贵族派的政治理念，力图通过建立非凡的功业，从同类中脱颖而出、享受殊荣，同时以父家长的身份而非主人的身份凌驾于民众之上？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传统的研究大多根据恺撒的政治活动和政策内容进行分析。新的研究趋势是将恺撒的权力建构过程置于公共典礼的语境下进行考察，分析作为独裁者的恺撒如何通过仪式语言与社会各阶层进行对话与交流，如何把举行公共典礼的国家剧场变成展示个人权力的舞台。这种仪式思维为我们理解恺撒的政治追求和权力建构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某些新洞见(15)。 (一)仪式展演方式 恺撒的个人权力展示首先表现为在仪式场合宣扬其家族和个人的神圣性。公元前67年，恺撤任财务官时，曾在公开的讲坛上发表悼词，纪念已故的姑母朱里娅和亡妻科尔涅尼娅，追溯朱里娅氏族的起源，宣称自己的祖先拥有神和王族的血统。他说： 我姑母朱里娅的家族从母系方面说是帝王的苗裔，从父系方面说乃是不朽的神的后代。因为玛尔西乌斯·勒克斯家族(姑母的母系家族的名称)可上溯到安库斯·玛尔西乌斯，而朱里乌斯这个家族(我们家是其中一支)可以上溯到维纳斯。因此我们的祖基既有国王的神圣权力(其权力在凡间是无上的)，又有权要求受到像对神那样的崇敬，而神是连国王都得受其支配的。[7](P3-4) 当恺撒作为财务官赴西班牙任职时，据说他前往赫丘利神庙参拜时看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塑像，不禁叹息，埋怨自己无能，到了这个年龄还不曾有任何像样的作为，而亚历山大大帝已征服了世界。不久，他声称自己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梦见玷污了自己的母亲。不过，他又放出风声说，根据占梦祭司的解释，这个梦意味着他注定要统治世界，因为他所梦见的在自己身下的母亲乃是万物之母的大地[7](P4)。 (二)仪式展演的目的 此外，当恺撒结束了内战、举行凯旋庆典时，他特意安排了一种名为特洛伊战争的游戏(Lusus Troiae)，由两队少年儿童组成骑兵队模拟战争表演[7](21)。表面上通过这个仪式性游戏纪念罗马的起源——相传罗马人的祖先是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的后裔，实际上是恺撒的一种宣传手段。恺撒宣称其家族尤利乌斯(Iulius)乃是埃涅阿斯之子尤鲁斯(Iulus)的后代，这就把他的家族和他本人同神话中的罗马创建者联系在了一起。因此，“特洛伊战争游戏”其实是一个关于“罗马创建者”的对比隐喻——埃涅阿斯是远古的建城者，恺撒则是新罗马的创建者。 展示权力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举办祭神赛会、公餐宴会等公共娱乐活动，炫耀个人的财富和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的美德。在恺撒从政的初期，其目的是为了赢得民众的好感，拉拢选票，为仕途晋升积累政治资本。例如，公元前65年，恺撒担任营造官期间，曾举办过个人展览——在民众大会场(Comitium)、罗马中心广场(Forum Romanum)、元老院会堂(Basilica)、卡皮托尔山的朱庇特神庙展出他为举办公众赛会所提供的物资，为此还专门建造了一些临时柱廊，以便陈列他的一部分物资供民众观赏。他还不惜靠借债操办斗兽表演、戏剧表演等娱乐活动。与此同时，恺撒在公民大会上还展开对埃及行省长官、大祭司和执法官、执政官等职位的角逐。 恺撒举办“夸富典礼”的嗜好丝毫没有因为个人权力达到顶峰而停止。当恺撒结束了内战、以独裁者身份回到罗马时，凭借丰厚的战利品和资金，他举办了更多、更大的凯旋仪式、竞技表演和公共宴会，并大肆犒赏士兵和市民，发放金钱和食物，其奢侈程度和规模可谓史无前例。 战争结束后，恺撒举行过5次凯旋式。……第一次也是最隆重的一次凯旋式是高卢凯旋式，第二次是亚历山大里亚凯旋式，此后是本都凯旋式，再后是阿非利加凯旋式，最后是西班牙凯旋式。每次凯旋式的场面和派头都有特色。在高卢凯旋式那天……他在夜色中登上卡皮托尔山，左右有40只大象张灯照明。在本都凯旋式上，游行队伍的展品中赫然可见一幅三个词组的标语牌：“我来了，我看了，我胜了。”[7](P20) 据说，抬着游行的金钱数量达60，500(银)塔连特，金冠2，822个，中20，414磅。在举行凯旋之后，他马上分配这些财富，把过去他所许诺的赠予都全部发给军队，此外还多给了一些。每个士兵得到5，000阿提卡德拉克玛，每个百人队长加一倍，每个步兵军团将校和骑兵将校得四倍。每个平民也发给一个阿提卡米那。他又用马匹和音乐举行各种表演；有步兵战斗，每边1000人，有骑兵战斗，每边200人。另外又有一种步兵和骑兵联合在一起的战斗。又有战象战斗，每边战象20头；还有一个有4000桨手参加的海战，每边战士1000人，互相竞争[8](P186-187)。 他以战利品的名义给老兵军团的每个步兵发24000塞斯特尔提乌斯……他还给他们分配土地……除给每个罗马人民10斗粮和10磅橄榄油以外，他还分给每个人300塞斯特尔提乌斯。……他还举办宴会和分发免费肉食。在取得西班牙胜利后，他设了两次午宴。因第一次午宴太节俭，不足以说明他的慷慨，所以5天后他又举办了一次极其丰盛的午宴。……恺撒举办各种各样的表演。有剑斗士的比武、在全城每个区举行的戏剧表演(包括由演员用一切语言表演的戏剧)，还有赛马、运动员比赛和海战表演[7](P20-21)。 史书记载的这些庆典场面使我们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作为主角的恺撒在凯旋仪式和他的夸富宴上的表演，也观察到社会各阶层人士在庆典中的互动表现，还看到多种多样的权力符号和隐喻，独裁者恺撒正是要利用这些仪式元素塑造个人形象、展示个人威望、宣传核心价值观，试图与罗马人民达成共识，从而建构个人权力及其与元老、骑士和人民之间的新型关系。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仪式实践中，恺撒的目的就都是要超越前人，通过建立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从而树立一种堪与赫丘利和亚历山大大帝相媲美的、超越凡人、不朽的公众形象。他早年在西班牙参拜赫丘利神庙和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进行托梦占卜这类初期仪式行为恰恰揭示了他的政治理想，他所追求的目标通过五次盛大的凯旋仪式证明已完全实现。 与其他的获胜将军举行的凯旋仪式相比，恺撒的凯旋仪式的最大特点是突出“征服世界”的含义。在凯旋仪式上，罗马士兵押解着大批俘虏游行、展示缴获的战利品，战俘的民族身份和战利品的地方特色使罗马民众透过这扇特殊的窗口看到了世界，如此众多强大的民族和富庶的国度屈服于恺撒的军队，这使他们在欢呼雷动的同时，不禁对恺撒的成功感到惊叹，而那些关于他的神圣血统和梦的预兆等传言不禁浮现心头，也似乎得到了印证。此时此刻，恺撒在公众眼中俨然就是世界的征服者。 (三)仪式的效果 在恺撒的凯旋仪式上，他慷慨地把战利品分发给士兵和民众，这是一种谦逊的举动，表明胜利不仅属于恺撒，也属于罗马士兵和罗马人民。这也是一种释放统帅与士兵、独裁者与人民之间的张力、找到心理平衡的方式——荣誉归恺撒、战利品归人民。胜利的将军把战利品分配给士兵和公民本是罗马共和中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传统。曾几何时，平民们为罗马的对外扩张做出了贡献，在国内却陷入债务和土地被兼并的困境。平民派改革家格拉古兄弟因而提出“罗马人民应当分享帝国的胜利果实”口号。现在，恺撒通过慷慨赏赐战利品，实现了这一政治主张，加强了他与平民尤其是城市平民之间的亲善关系。不过，罗马民众一定也注意到了恺撒赏赐的物品大大超出了战利品清单，他还额外发放粮食、橄榄油和肉食，更何况还连续数日为市民们提供免费的午餐，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慷慨之举，而且纯粹出于恺撒个人的好意。这种举动表明，恺撒试图把自己塑造成罗马人民的保护人(patronus)。 在罗马共和时期，富有的保护人不仅要为被保护人提供法律援助，还要定期邀请被保护人到家中进行仪式性地聚餐；每天清晨接受被保护人的问候和致敬时，还要赏赐点小费。恺撒正是利用了这一隐喻，使参加公共庆典的民众整体变成了受其恩惠的“被保护人”。而接受了恺撒馈赠的罗马市民也不知不觉地受到这种心理暗示的影响。 恺撒通过庆典和赛会也重建了他与元老和骑士之间的亲密关系。人们注意到，参加竞技和表演的有许多是上流社会的名人，他们的积极参与表明对恺撒的权力、地位的认同和支持。 在市中心广场上的斗剑比武中，出身大法官家族的富里乌斯·列普提努斯和律师与前元老克文图斯·卡尔本努斯都进行了殊死的格斗。亚细亚的和比西尼亚的王公子弟跳起皮利赫舞。在演剧中，罗马骑士德基摩斯·拉贝里乌斯表演了一出自己编的笑剧。……一些最高贵的年轻人驾着四马战车或两马战车，或骑双马从这匹马背跳到那匹马背上[7](P21)。 恺撒的仪式行为表明，他要使罗马人民把他视为一个强有力的、慷慨大方的保护人，一位刚柔并济的“父家长”和仁慈的“大救星”。恺撒根本不想恢复古代的王权，没有理由怀疑他一次次拒绝接受民众奉献的王冠只是在做秀。 有人建议给他以国王的尊号，但是当他知道他们的用意的时候，他以威吓禁止他们，他说，因为他们祖先的诅咒，国王是一个不祥的称号[8](P190)。 他曾在平民欢呼他为国王时对他们说：“我是恺撒，不是国王”；还有一次，在牧神节，当他在讲坛上演讲时执政官安东尼几次想往他头上戴王冠，他都把它放在一旁，最后，送往卡皮托尔山，献给至善至尊的朱庇特[7](P39)。 相反，恺撒欣然接受了“祖国的救星”的称号，允许在公共场所为他竖立雕像，尤其是头戴橡树冠冕的形象，因为罗马人常用这种冠冕酬谢救命恩人。他也愿意接受“祖国之父”的称号。他接受王权仪仗并不意味着想要称王，因为这套仪仗或多或少被其他共和职官所拥有。他接受个人崇拜，与其说是为了神化其权力，不如说是旨在神化其德行。许多神庙被宣布贡献给他，好像贡献给神一样，有一个神庙是贡献给他和仁慈女神的……当他们害怕他的权势的时候，他们恳求他的仁慈[8](P1901)。 也许这才是恺撒试图建构的权力的本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