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认同仪式：从阿芬丁山到奎里纳尔山 (一)认同仪式类型 公元前4世纪中期以后，政治、宗教职位陆续对平民开放。进入权力机构的平民上层分子与旧贵族迅速融合为一体，成为主宰共和政体的新力量——显贵(nobilis)。与旧贵族不同，平民显贵没有值得炫耀的祖先荣誉，他们获得声望的渠道多为举行凯旋仪式、举办公共庆典、捐建神庙和公共建筑，旨在把自己和家族的名字留在凯旋表和公共纪念物上，以获得公众对其地位和权威的认同。以公元前360年-公元前287年之间的凯旋仪式记录为例，这段时期共举行过43次凯旋仪式，其中平民出身的执政官或独裁官有22人次，占了半数以上。 公元前304年，被释奴出身的弗拉维乌斯(Cnaeus Flavius)以牙座营造官身份奉献了一座和谐女神的神庙于伏尔甘火神庙附近的小广场。大祭司长为他主持了奉献仪式[2](Ⅸ，46，5-6)。 公元前302年，平民独裁官尤尼乌斯(Gaius Iunius Bubulcus Brutus，Cos 317，313，311)主持平安神(Salus)神庙落成奉献典礼，这是根据他担任执政官期间的许愿，由他本人在担任监察官期间亲自监督建造的[2](Ⅹ，1，9)。 公元前296年，平民牙座营造官奥古尔尼兄弟起诉高利贷者，没收其财产，用这些充公的钱财铸造了卡皮托尔山朱庇特神庙的青铜门槛、祭坛的三张祭台上的银盘、庙顶上驷马战车上的朱庇特神像；还塑造了一尊母狼哺育婴儿时期的罗马建城者的塑像，树立在鲁米纳(Ruminalis)的无花果树下。最后还用四方形的石块铺设了从卡佩那城门(Capena)到战神马尔斯神庙的道路[2](Ⅹ，23，11-12)。 同年，平民营造官埃利乌斯(Lucius Aelius Paetus)和弗尔维乌斯(Gaius Fulvius Curvus)用从被处罚的畜牧主那里得到的罚金举办了赛会，制作了一尊金杯献给凯勒斯(Ceres)神庙[2](Ⅹ，23，13)。 公元前295年，平民执政官沃鲁米尼乌斯(Volumnius)之妻维吉尼亚(Virginia)奉献了一座平民贞洁祭坛(Ara Pudicitiae plebeiae)，与贵族贞洁祭坛(Ara Pudicitiae patriciae)相对立[2](Ⅹ，23，2-10)。 公元前294年，平民执政官阿提利乌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在对萨姆尼特人(Samnites)和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的战斗中，许愿给朱庇特·斯塔托尔(Jupiter Stator)奉献一座神庙[2](Ⅹ，36，19)。 公元前293年，平民执政官卡尔维利乌斯(Carvilius)举行了战胜萨姆尼特人的凯旋仪式。上缴国库380万阿斯铜币，用战利品中属于他的部分为幸运女神(Fors Fortuna)建造神庙，位于塞尔维乌斯王(Servius Tullius)许诺为该女神建造的神庙旁边；用缴获的铠甲铸造一尊天后朱诺(Iove)女神塑像，供奉于卡皮托尔山的朱诺神庙[5]。 公元前291年，平民圣书团祭司奥古尔尼乌斯(Quintus Ogulnius Gallus，Tr.Pl.300，Cos 269)把医药之神(或蛇神)埃斯库拉皮乌斯(Aesculapius)从伊壁达鲁斯(Epidaurus)迎来罗马，为之在台伯河中央小岛上修建庙宇，并按照希腊习俗祭祀⑥。 (二)仪式空间与仪式时间的选择 罗马共和时期，平民显贵在选择仪式空间和仪式时间方面，兼有政治上的考虑。不同的仪式时空各有其特点和象征意义，显贵们有意识地加以借用，以建构其政治主张。 首先，最重要的公共仪式空间是罗马广场，祭祀邦神、召开公民大会都在此举行。罗马广场也是展演社会冲突的戏剧舞台。与平民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祭坛和神庙也在广场占有一席之地。 公元前304年，平民牙座营造官弗拉维乌斯(Cnaeus Flavius)奉献了一座和谐女神庙。神庙就建在罗马广场。罗马本地的和谐女神康科狄亚原为掌管婚姻的女神，与大希腊地区和西西里岛许多希腊殖民城邦流行的和谐女神哈耳莫尼亚(Harmonia)崇拜相似。公元前4世纪，许多希腊殖民城邦先后发生了推翻贵族寡头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的政治运动，和谐女神崇拜一度成为新的社会秩序恢复稳定的隐喻。例如，在西西里叙拉古(Syracuse)城僭主蒂莫莱翁(Timoleon)当政时期，市中心的集会广场上树立起了和谐女神哈耳莫尼亚的祭坛。祭坛恰好位于公民大会的会场前面，显然是一种空间暗示，意味着和谐女神是新的城邦政治保护神，她维护社会稳定和等级和平。 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初，在罗马社会冲突过程中出现的和谐女神崇拜很可能是受希腊殖民城邦的宗教影响而来的。公元前304年修建的和谐女神庙位于伏尔甘火神庙附近的小广场，这里靠近早期平民集会的地点，也是公民大会的集会地点。就这一点而言，可以看出罗马和谐女神与叙拉古的和谐女神崇拜具有相似的政治功能⑦。 另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宗教地点是奎里纳尔山。我们知道，起初阿芬丁山是平民的宗教中心，平民的神庙(农业三女神庙、狄阿纳女神庙)多建于此，那里也是平民的社区。然而，在平民运动后期，平民显贵捐建的神庙逐渐转移到奎里纳尔山。例如，公元前302年，由平民独裁官尤尼乌斯许愿、捐建的健康神(Salus)神庙就坐落在此。公元前295年由平民执政官沃鲁米尼乌斯之妻维吉尼亚奉献的平民贞洁祭坛(Ara Pudicitiae plebeiae)是由自家住宅的一部分改建的，该住宅位于奎里纳尔山的隆古斯居民区(Vicus Longus)。这条信息表明，沃鲁米尼乌斯这种属于执政官阶层的平民显贵已不在传统的阿芬丁山平民社区居住。位于奎里纳尔山的宅第成为平民显贵新的身份象征，而代表这个新兴阶层的保护神自然也被安置在这里。 在平民运动中诞生了一种新的宗教崇拜现象——一批人格化的抽象理念成为新偶像，如和谐女神(Concordia)、胜利女神(Victoria)、健康之神(Salus)、希望之神(Spes)、信义之神(Semo Sancus)等。研究者发现，祭祀这些抽象理念之神的宗教节日大多集中在7月和8月。从时间上看，正是执政官换届选举之时。这种日期上的巧合表明，这些新的神祇是共和政权的保护者，或者说它们就是显贵共和国政治理念的象征⑧。这些政治理念又通过周期性的宗教祭祀被民众崇拜，抽象的意识形态通过人格神的造型、仪式表演等形象地展示出来，使公民们在宗教仪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的政治宣传，加强了全体社会成员思想上的统一性和凝聚力。这就是新兴的显贵阶层在宗教场域中行使政治话语权的秘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