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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仪式空间的权力符号竞争 共和中期(公元前3世纪)的主要矛盾表现为罗马显贵不同派系之间为提高声望、打击政敌而展开的权力竞争。宗教性公共空间为他们的政治表演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显贵们通过奉献及捐建神庙、祭坛、道路、引水渠、回廊、剧院、竞技场和纪念性建筑物等，试图把自己的名字永久地保留在公众的视野和记忆中⑨。 最近的研究使我们看到，公元前4-3世纪，罗马显贵在捐建神庙和公共纪念物时往往有其政治上的考虑和权力竞争的意识⑩。以共和中期的两大政治派系克劳狄乌斯派和法比乌斯派为例，前者以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凯库斯(Appius Claudius Caecus)、后者以昆图斯·法比乌斯·鲁提利阿努斯(Quintus FabiusRutilianus)为核心。公元前312年，担任监察官的克劳狄乌斯允许被释奴在乡村部落登记户籍，试图增加其选票份额。公元前304年，法比乌斯担任监察官期间纠正了这一做法，规定被释奴只能在城市的四个部落中登记。法比乌斯同克劳狄乌斯之间的政治冲突由此可见一斑。两个政治派别在公共空间领域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 (一)“唱对台戏” 公元前304年，克劳狄乌斯派的弗拉维乌斯(Cn.Flavius)——据说他曾是克劳狄乌斯氏族的被释奴——担任过书隶，他以牙座营造官的身份为和谐女神康科狄亚(Concordia)奉献了一座祭坛，象征贵族与平民两个等级的和解。该祭坛位于靠近传说中罗马的建城始祖罗穆路斯诞生的鲁米纳(Ruminalis)无花果树附近。 数年之后，法比乌斯派的奥古尔尼乌斯兄弟(Ogulnii)当选为牙座营造官。公元前295年，他们也选择在鲁米纳无花果树附近树立起一尊母狼哺育罗穆路斯双胞胎兄弟的青铜塑像，其象征意义与和谐女神祭坛如出一辙。该塑像以罗穆路斯和雷慕斯两兄弟童年时期相亲相爱的形象象征贵族与平民亲如一家人的和谐关系。奥古尔尼兄弟的这一举动显然是针对克劳狄乌斯派捐建的和谐女神祭坛而为。这两个政治派别在罗马城中的同一地点，而且是举行宗教祭祀的地点，分别留下了自己的权力符号。 (二)“借对手的舞台唱戏” 克劳狄乌斯·凯库斯担任监察官(公元前312年)期间主持修筑了著名的阿庇安大道(Via Appia)和阿庇安引水渠(Appia Aquaduct)。这两项工程不仅具有惠及民生的功效，而且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宏伟地标景观。凭借这两项工程，克劳狄乌斯足以名垂青史。法比乌斯·鲁提利乌斯在这方面很难有超越克劳狄乌斯的作为。不过，公元前304年，他在担任监察官期间组织了一场盛大的骑士阅兵游行。游行线路恰好是从战神马尔斯神庙沿阿庇安大道，从卡佩纳城门(Porta Capena)进入罗马市区。凭借此举表明法比乌斯派与骑士的政治联盟和雄厚的政治实力，这也是针对克劳狄乌斯派倚重被释奴之类的“乌合之众”而为的。骑士游行队列展示的闪亮盔甲、高头大马和飒爽英姿产生的震慑观赏效果极大地提升了法比乌斯派的士气，相比之下，克劳狄乌斯派引以自豪的阿庇安大道反而变成了陪衬和布景，而克劳狄乌斯的支持者——城市平民也显得相形见绌了。 有时，政治斗争表现为某一派系的祭司或官员利用宗教解释权，通过否决获胜的将军举行凯旋仪式，禁止以私人名义擅自把土地、神庙或祭品奉献给神灵等方式，禁止对手获得荣誉和权力符号。 例如，公元前449年，享有“平民之友”之称的执政官瓦勒里乌斯(Valerius)和赫拉提乌斯(Horatius)先后赢得了对萨宾人和埃奎人的战争，要求举行凯旋仪式。但贵族元老院拒不批准他们的请求。保民官伊启里乌斯(Lucius Icilius)召集平民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一项平民会决议，决定授予执政官举行凯旋仪式的权利[2](3，58，11)。这是首次未经元老院批准、由民众授权举行的凯旋仪式。 公元前356年，平民独裁官马尔基乌斯·鲁提路斯(Gaius Marcius Rutilus)赶走了在第伯河沿岸抢劫的高卢入侵者，要求举行凯旋仪式，但遭到元老院的拒绝。他转而寻求保民官和平民的支持。平民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他的这一要求。这是第二次出现的未经元老院批准、仅仅根据人民的意愿而举行的凯旋仪式。 公元前304年，平民营造官弗拉维乌斯不顾显贵们的强烈反对，在火神沃尔坎广场附近奉献了一座和谐女神的祭坛，并根据平民大会的授权迫使大祭司长为他念献祭的祝祷词。然而，按照惯例，只有执政官级别的最高职官才拥有奉献神庙的权利。于是，元老院颁布了一项饬令，未经元老院授权或大多数保民官赞成，任何人不得擅自奉献神庙或祭坛(11)。 公元前222年，大祭司团反对执政官克劳狄乌斯·马凯路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在荣誉之神(Honos)的神殿增建德行之神(Virtus)的祭坛，声称天空出现电闪雷鸣是对这一亵渎神灵行为的警告。因为神灵各有其祭礼，在神圣的庙堂中祭祀其他神灵不符合宗教礼仪。克劳狄乌斯·马凯路斯只好为德行之神另建了一座神庙[2](25，40，1-3；27，25，7-9)。 公元前154年，监察官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 Longus)曾向大祭司团提交申请，要向和谐女神奉献一尊塑像。大祭司长埃米利乌斯(Marcus Aemilius)回答说，除非罗马人民授权于他，否则他们不会认为这一奉献是正确的。 公元前123年，维斯塔女祭司李锡尼娅在磐石下奉献了一座祭坛、一张神圣的睡椅。大祭司长宣称，她在公共场合奉献的东西不会被人们视为神圣的。 与阻止奉献和凯旋仪式的做法相比，更为残酷的手段是摧毁政敌的家宅和纪念物，罗马人称之为“除名毁忆”仪式(damnatio memoriae)。遭到惩罚者，其姓名和肖像会被从公共空间和家族记忆场中抹掉。不过，刻意抹除的记忆反而成为一种新的记忆，因为恶行和耻辱必须被记住，才能具有反面教育意义。可见，“除名毁忆”仪式具有“忘却”与“记取”这两种相反相成的仪式功能[6]。 罗马人认为家宅(Domus)是神圣的领地，那里有日夜燃烧、象征生命延续的家庭圣火，那里是祭祀祖先、家神的地方。罗马显贵的家宅多建在帕拉丁山和奎里纳山等高级住宅区，既是高贵身份的象征，也是家族的纪念碑，是一种特殊的权力符号。于是，在政治斗争中产生了摧毁被定罪的政治家的家宅、把它献给神灵或充公这种极具侮辱性的惩罚仪式。 摧毁家宅之刑的最早例子是公元前485年，卸任的执政官卡西乌斯(Spurius Cassius)因执政期间制订《土地法》(公元前486年)，主张把共有土地分配给拉丁同盟者和平民而遭到起诉，罪名是“收买人心，企图称王”。他被公民大会判处极刑，或说他是被父亲依家法处死的。他的房屋被夷为平地，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地母神泰鲁斯(Tellus)的神庙。(12) 公元前439年，一位富裕的骑士级平民梅利乌斯(Spurius Maelius)自费购粮赈济灾民，因被人举报家中暗藏兵器、与保民官密谋造反而被骑兵长官杀死。独裁官随即宣布捣毁其家宅，宅基遗址成为一处具有警示效用的公共场所“梅利乌斯平台”(Aequimaelium)[2](4，16，2-4)。 公元前384年，一位同情平民的贵族曼利乌斯(Marcus Malius Capitolinus)被宣布“欲谋求僭主”的罪名处决。他的家宅位于卡皮托尔山的卫城，居高临下，巍为壮观。元老院通过一项法案摧毁曼利乌斯的家宅，今后不许任何人在那里建房居住。曼利乌斯的氏族为了与之划清界线，将他从氏族中除名，还规定该氏族成员今后不得使用他的首名——马尔库斯(Marcus)为名[2](6，20，1-12)。 公元前330年，瓦库斯(Marcus Vaccus)煽动造反、起兵反对罗马而被监禁，后被处死。他的住宅被夷平，变成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原，成为该家族的耻辱性地标(13)。 公元前58年，贵族派政治家西塞罗遭到放逐。他的政敌——平民派的克洛狄乌斯先烧掉了他在乡间的庄园和别墅，又将他在罗马城中的房屋——位于帕拉丁高级社区的豪华宅第付之一炬。随后将其宅基奉献给自由女神，在原址修建了一座神庙。19个月之后，西塞罗结束流亡，重返罗马。为了洗雪耻辱，他立即向元老院申诉，要求收回家宅，并在大祭司团面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论家宅》(另译《对祭司团的演讲》)，控告克洛狄乌斯摧毁其家宅是严重的亵渎行为，向自由女神的奉献既未得到公民大会的授权，也不符合正确的献祭仪式程序，因此不具有合法性和神圣性。元老院因而裁决，克洛狄乌斯将西塞罗的家宅奉献给神是非法的，必须将此宅第归还从前的主人。公元前56年，克洛狄乌斯利用占卜祭司发布的凶兆预言指责西塞罗收回其住宅得罪了神灵。西塞罗再次发表《论占卜者的反应》演说，驳斥对手对神意的解释十分荒谬，并且反戈一击，认为凶兆恰恰指的是克洛狄乌斯犯下了亵渎神灵的罪行，玷污了祭仪(14)。 在马略派与苏拉派的内战中，为纪念盖尤斯·马略战胜朱古达的胜利纪念碑和战胜钦布里人和条顿人的纪念碑也曾被苏拉下令拆毁。后来，恺撒利用营造官(公元前65年)身份为马略重建了纪念碑[7](P6)。 恺撒建立了个人独裁统治之后，也着手对罗马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进行新的设计和改造。恺撒的建筑计划首先是在罗马广场的南边为全能的维纳斯(Venus Genetrix)建神庙。恺撒自称其家族出自维纳斯的后裔埃涅阿斯。恺撒在罗马广场上为这位女神建庙，此举意味着把尤利乌斯的家族神话确立为国家祭祀，而恺撒自身也被神化了。其次，恺撒要给战神马尔斯建造一座比现有的任何庙宇都大的神庙。恺撒推崇战神马尔斯的举动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宣扬一种国家神话，相传建城始祖罗穆路斯是战神马尔斯同维斯塔女祭司所生。罗马人以战神后代自居，并把这个国家神话作为统治世界的理由。二是借祭祀战神宣扬恺撒自己的战功。内战结束后，恺撒举行了5场盛大的凯旋仪式，被元老院授予“统帅”(imperator)头衔，在罗马人民眼中俨然是战神的化身。 恺撒拟以全能维纳斯神庙为中心建一个尤利乌斯广场。这个极具家族崇拜和个人崇拜色彩的集会广场使传统的罗马广场因面积狭小、集会的人群不堪拥挤而相形见绌。恺撒还打算在广场南端建一座尤利乌斯元老院会堂。这座会堂与广场北端的埃米利乌斯元老院的设计不同之处，在于演讲台的入口更安全，能更好地保护政治家的人身安全。这对于独裁者恺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由此可见，恺撒设计的这些综合建筑群明显具有个人专权的象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