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5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应邀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作了题为“都市空间与古代社会结构问题”的学术报告。 刘庆柱首先从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出发，指出考古学受自然科学、法学的影响较大，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指针，用假设为前提，凭实物来证实，而不能在假设之中进行假设。本着这样的治学方法，刘庆柱研究员对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社会是否存在剥削是不同社会的本质区别所在。 刘庆柱认为，国家思想文化的变化从空间方位中即可反映出来。鉴于都城在体现国家政治意志方面的重要地位，他着重从不同朝代都城的宗庙位置变化展开分析，他指出，在上古时代，宗庙与宫殿常处于并列位置；到了秦始皇时期，宗庙被迁出都城，表明血缘政治开始处于次要位置，地缘政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历经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后，地缘政治色彩更加明显；到中华民国时期，宗庙在都城中已经彻底失去其位置。他进而指出，这种血缘与地缘政治关系的转换，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 从更大的国家范围来看，刘庆柱特别强调，国名“中国”即是根据空间方位而来。根据“清华简”《保训》篇所载，自五帝时代起，古人即开始寻求“中”的空间方位，周武王便建都城于“中”（今洛阳一带）。从皇城宫门的布局来说，刘庆柱认为，“中”是相对东、西、南、北而存在的，有“中”才有“四方”，所以中国皇宫的正门为中，而且需要四个方位的大门拱卫。而都城的道路也分三条，中间为御道，只为皇帝准备，其他人不能涉足。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合”理念，即认同“中”以增强凝聚力。他认为这一点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正是由于此种差异，刘庆柱指出，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传统相结合，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向现代国家迈进时，就与欧美国家多从资本主义社会跨越的方式不同，而具有后劲更足、步伐更稳定的特点。 讲座结束后，与会学者就民族国家的实质、形成过程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来自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室及其他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参加讲座并参与了讨论。 （古代室 张炜供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