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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议书》提出的背景 1534年9月25日，教宗克莱门特七世下世，枢机团在没有任何贿选的情况下，仅用两天时间就达成一致看法，选举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担任新教宗，即保罗三世。⑦枢机团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选出新教宗而少有争斗，乃颇为罕见之事，毕竟此前枢机会议是花了50天才最终推出教宗克莱门特七世的。这说明罗马教廷的心态发生了转变。 如果审视保罗三世上任伊始天主教会所面临的局面，便不难理解为何教会官方的心态会转变。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新教势力发展迅猛，由路德宗诸侯组成的施马尔卡尔登联盟(the Schmalkaldic League)益发强大，与天主教力量形成对抗之势，以宗教为旗号的内战已箭在弦上。意大利地区的异议人士甚为活跃，多种思想碰撞激荡，并在出版印刷技术的辅助下，经由商业要道由北向南广泛传布。克莱门特七世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威胁下，拒绝废除英王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之间的婚姻。英格兰宗教改革顺势开启，王权至尊强力挑战教宗至尊。当时的法兰西王国尤为强大，而且对于罗马教廷来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对外政策经常变换，难以预测。在意大利的东部边界，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已形成势不可挡之势，常常随意肆虐意大利南部的城镇。⑧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三世必须想办法与各强权周旋，以维护教宗国利益。 不止如此，16世纪初是充满改革呼召与思想争鸣的时期。有关信仰、神学与教会学的讨论与看法多种多样、此起彼伏，充满矛盾与张力。宗教改革爆发后，天主教会的一些神学家虽然对路德及其追随者不无回应，双方也不乏论战，但天主教内部仍有太多疑惑，亟需教会官方提出清晰一致的解决之道。但教会官方在多种利益的牵绊下，始终无暇顾及这一问题。在这样的局面下，除了神学家与异议人士的争鸣外，各路布道家亦纷纷登上讲道坛，畅谈自己的神学观点。⑨争论和困惑由此进一步加深。 虽然天主教的自我革新运动自15世纪初期以来始终存在，但几次大公会议皆成效不大，且大多以主教区与修会的地方改革为主，并未形成全教会的统一改革局面。就天主教会而言，由于其教阶制度和内部结构的特点，任何改革运动若要真正推广开来，都离不开教宗的支持。不过，在保罗三世之前，除了哈德里安六世外，其他几位“文艺复兴教宗”(Renaissance Popes)均未认真对待改革。 在宗教改革爆发之前，天主教会本来尚有一次由教宗主导改革的机会，即第五次拉特兰大公会议(Fifth Lateran Council，1512-1517)。但尤里乌斯二世召开会议，主要是为了打击以法国王权为依仗的比萨会议以及“公会议至上主义”(Conciliarism)。⑩尤里乌斯二世殁后，继任的利奥十世虽然继续主持会议，但仍以罗马教廷的既得利益为重，对改革兴趣寥寥。故而，这届宗教会议即便制定了一些改革教令，但改革在实践层面乏善可陈。 利奥十世患疟疾暴毙后，哈德里安六世于1522年1月上台。他明确提出要严肃对待改革，但翌年9月便猝然离世，在位仅一年有余，难有时间推动改革。再者，他来自尼德兰，其当选只是枢机团各派别激烈斗争与妥协的产物，因此得不到意大利本土派人士的支持。当时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革新罗马，罗马便可革新整个世界(Purga Romam，purgatur mundus)。(11)哈德里安六世在上任后起草了一篇重要指示，就大胆汲取了这一看法。他将这篇指示交给特使基耶雷加蒂(Francesco Chieregati)，命其在同年9月召开的纽伦堡帝国会议上宣读。在此指示中，哈德里安六世坦承天主教会的各种积弊，斥责罗马是一切邪恶与腐败的渊薮，并呼吁德国诸侯联合起来，抵抗土耳其，打击路德。(12)参加帝国会议的人士对哈德里安六世的说辞没有兴趣，他们要求在德国的土地上召开“自由的基督教会议”。 利奥十世的堂弟朱利奥·德·美第奇(Giulio de'Medici)，在当选教宗成为克莱门特七世之后，非但对改革兴趣不大，更是由于其私生子的身份而恐惧大公会议的召开。其关注点与其说在天主教会之上，毋宁说集中在美第奇家族的复兴大业之上。更糟糕的是，这位教宗对欧洲政治形势与外交局面出现误判，给教会及其改革运动带来巨大打击。实际上，朱利奥·德·美第奇在未成为教宗之前，在罗马教廷早已是颇有势力的枢机廷臣，政治上持有与利奥十世同样的立场，亦即与查理五世结成联盟以制约法兰西王国在意大利半岛的扩张。其后来当选教宗，实则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都得到查理五世的鼎力襄助。也正因为如此，查理五世一方面希望罗马能忠诚于他，另一方面要求罗马及时开启改革以缓解帝国的宗教紧张局面。但意大利战争愈演愈烈，而且神圣罗马帝国势力增长尤快，克莱门特七世遂转变策略，与弗朗索瓦一世越走越近，希冀能以此抗衡查理五世，从而实现“意大利的自由”(libertà d'Italia)。1524年10月，法军击败帝国军队，占领米兰。这给克莱门特七世带来了改变势力格局的幻觉。他先提议双方停战，但遭拒绝，于是将赌注压在弗朗索瓦一世身上，与法兰西王国和威尼斯组成同盟。翌年年初，帝国军队在帕维亚击败法军，生擒弗朗索瓦一世。克莱门特七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查理五世不但随后拿下米兰公爵领，而且其雇佣兵在1527年血洗罗马城，沉重打击了教宗国与天主教会。(13)后世学者常将1527的“罗马浩劫”(Sack of Rome)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终结。可以说，克莱门特七世在政治上给保罗三世留下了亟待收拾的烂摊子；更重要的是，严重阻碍了教会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样给保罗三世留下了惨淡的局面。 另有一个因素对天主教改革运动产生影响，即天主教会如何看待新教徒的问题。质而言之，改革本身既是政治问题，更是观念问题。在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威登堡城堡教堂大门之上，从而开启宗教改革后，利奥十世并没有认真严肃地对待路德及其引发的挑战，他在思维惯性的影响下，只是将这位出身奥古斯丁修会的神学教授看作普通的异端。哈德里安六世与克莱门特七世同样没有真正意识到拉丁基督教会的分裂无可挽回。特别是哈德里安六世，虽较利奥十世与克莱门特七世更能意识到路德掀起的严重挑战，却仍认为包括新教地区在内的基督教世界可以在教宗的领导下展开全面改革。(14)他将追随路德之人看作离散的兄弟，认为他们只是暂时疏远了罗马，仍期盼他们的回归。哈德里安六世的一厢情愿，在他交给基耶雷加蒂的指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5)此外，不仅是这些教宗，持有伊拉斯谟调和观念的人士仍所在多有，更对教会分裂终能结束抱有幻想。在这样的思维状态下，像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这样的教宗，不会认为改革——特别是借助大公会议的召开来推动整体改革——对于挽回教会颓势、重树教会形象、巩固欧洲天主教地区的教会势力，乃是刻不容缓之事。他们更是出于私利，忽视宗教与政治的共生关系。譬如，面对新教势力的打击与土耳其军队的骚扰，查理五世本希望克莱门特七世能及时召开公会议以推动教会改革，从而缓解帝国的内部压力，进而赢得喘息之机以重整天主教势力。但克莱门特七世屡屡出尔反尔，让查理五世的如意算盘一再落空。(16) 而保罗三世真正意识到改革之于教会命运的重要性。他体察出拉丁基督教会的分裂已成定局，并彻底认清新教运动的特质。更重要的是，他明白改革同样是重要的政治行为：一方面，罗马决不能再对查理五世提出的改革要求虚与委蛇，毕竟改革必须仰仗世俗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既然路德及其追随者已然不是“失散的羊群”，那么与他们做出区分，并利用改革来明确教派身份区分，藉改革以挽回教会的损失，重新谋划欧洲的政治格局，才是题中之义。换言之，唯有切实的自我改革，方可有效地打击新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天主教会的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运动是不可能割裂开来的。对于保罗三世而言，推动改革势在必行。 保罗三世上任时已67岁，获得枢机衔凡42年。他熟稔罗马教廷的政治生态与复杂的人事关系。他素以干练老辣、善于布局著称，上任伊始，就制定了三个相互衔接的目标：其一是促成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和平态势，为召开天主教世界的宗教会议奠定和平局面；其二是召开公会议，彻底解决宗教问题；其三是在上述两个目标的基础上，团结各天主教政权，组建打击奥斯曼土耳其的十字军。(17)为此，他既需要调整枢机团的人员构成，也需要有人能够给他提供改革方略，并以此试水，掌握罗马教廷各派别的实力对比，为全面改革铺路。 1534年12月18日，保罗三世在枢机团会议上任命了几位新枢机，其中并没有改革派人士。这样做是因为保罗三世在上任伊始要平衡各方面力量，既要照顾本家族利益，也要安抚罗马城几大家族，还要满足各强权在教廷安插其利益代表(即政治掮客)的要求。(18)这次任命最为改革派诟病的是，这位教宗年仅14岁的孙儿和年仅16岁的外孙都戴上了红色枢机帽。(19)在翌年5月21日的枢机团会议上，保罗三世开始有所改变。他擢拔四位意大利人与三位外国人为枢机，其中改革派主将孔塔里尼进入枢机团，并被委以改革教廷的重任。(20) 1536年夏季，保罗三世任命孔塔里尼组建改革委员会，责成后者为即将在曼图亚(Mantua)召开的公会议起草有关全面改革的各项提议。同时，授权孔塔里尼寻找并推荐有名望的改革人士担任委员会成员。而且，教宗同意孔塔里尼的建议，不让教廷的教会法学家进入委员会。孔塔里尼力邀卡拉法(Gian Pietro Carafa)、萨多莱托(Jacopo Sadoleto)、波尔(Reginald Pole)、弗雷戈索(Federigo Fregoso)、阿莱安德罗(Girolamo Aleandro)、吉贝蒂(Gian Matteo Giberti)、科尔泰塞(Gregorio Cortese)、巴迪亚(Tommaso Badia)等八人加入委员会。同年12月22日，保罗三世适时授予改革委员会中的卡拉法、波尔、萨多莱托、阿莱安德罗等人枢机衔。(21)至此，改革派在枢机团中虽然人数并不占优势，但已具备一定力量。自教宗西克斯图斯四世以来愈演愈烈的枢机团“世俗化”现象开始得到抑制。翌年3月9日，改革委员会向教宗和枢机团会议正式提交《建议书》。孔塔里尼代表委员会向在座的教宗与众枢机朗读《建议书》，解释相关内容，引发了非改革派枢机的强烈反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