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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书》蕴含的教会观念危机 耶丁、胡登以及格里森等人只是将《建议书》放在“特兰托改革”的脉络中检视，只关注教会的戒律改革，从而忽视了《建议书》在有意无意当中“留白”的做法。本文认为，上述几位学者拘囿于考察该文献所呈现的内容，而忽视了其没有呈现的内容。实际上，解读文献，既要看其谈了什么，也要考量其没有谈什么以及为何没有谈。而且，还要考量所谈的内容是否体现当时历史较为完整的面相。在本文看来，《建议书》中的“留白”，实则说明：教会官方只以“自上”的视角审视天主教及其生态，忽视甚或无视自中世纪以来的平信徒的天主教形态。实际上，沉潜已久的灵性追求在15、16世纪喷涌而出，为天主教复兴注入了活力。《建议书》漏过此点而不谈，是既有观念使然。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无论是以《建议书》作者为代表的教会官方，抑或是当代研究16世纪天主教历史的学者，往往从“改革”(reformatio)的角度审视天主教信仰，从而忽视或误解历史的另一条脉络——“复兴”(Renovatio)。实际上，“改革”与“复兴”是有区别的。“改革”除了有个人信仰皈依的含义外，在教会治理层面，针对的是“居于俗界的教士”与“居于僧界的修士”之纪律、操守以及行为规范，等等。换言之，是对违反教会伦理和教会法律的纠偏与惩治。用中世纪常见的比喻，就是将树干上长歪的树枝砍掉。康茨坦茨大公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巴塞尔大公会议(Council of Basel)、第五次拉特兰大公会议等大公会议，都针对神职人员的贪腐以及教会沉疴制定了改革教令，属于“改革”范畴。这类会议也常被冠上“天主教改革之会议”的名头。(35) 不过，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还有一条“复兴”的脉络。此“复兴”受基督教人文主义、末世论以及先知论的影响颇深，追求的是“往回看”，亦即“回到本源”(ad fontes)，希望腐败堕落的天主教会能够回到原初教会的圣洁状态。譬如，佛罗伦萨多米尼克修会僧侣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利用雄辩潇洒的布道来针砭时弊，哀嚎教会的堕落，激发信众的宗教热忱，鼓动他们抛弃一切虚荣之物以寻求内在灵性。他掀起的宗教运动，其主旨就聚焦在教会的复兴之上，因为在他看来，先有教会的复兴，才有尘世的复兴。 事实上，“改革”与“复兴”这两股潮流，虽有区别，却时而激荡碰撞，相互汲取能量，甚至彼此也会阻碍扞格。同样是萨沃纳罗拉，他在追求宗教复兴与社会复兴的过程中，一再要求召开大公会议来改革教会并惩治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不仅得罪权贵，而且其激进做法也为教会官方所不容，最终落得上火刑架的下场。就路德来说，他在最初痛斥赎罪券问题的时候，并没有认为自己不是天主教徒，他仍然是从教会复兴的角度切入论争。而且，他一再呼吁召开基督教会议处理改革问题，同样是遵循中世纪以来的改革思路。在这个意义上，在信义宗(Lutheranism)真正成型之前(即1530年前后)，路德仍然没有超越天主教的“改革”与“复兴”模式。总之，从道德角度批判教会的积弊与罗马家庭的腐败，乃是“改革”与“复兴”的共同前提。 只不过是在宗教改革爆发后，特别是随着宗教分裂的加剧，在16世纪30年代，任何针对教士群体与罗马教廷的批评都愈发遭受质疑。尤有甚者，任何对基督教社会全面复兴的期盼都有可能被视为异端思想。以往学者认为天主教会是在特兰托时代开启后逐渐加强社会规训和社会控制，打击基层的宗教复兴活动。此说恐怕并不准确。天主教会心态转变的端倪早就见诸《建议书》了。譬如，《建议书》认为托钵僧团的布道僧问题颇多，要求托钵僧团长上与教区主教对布道僧多加监管。(36)不合格的布道僧当然所在多有，但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建议书》的措辞。实际上，彼时敢于抨击教会弊病、呼吁宗教复兴的布道僧不乏其人。《建议书》的措辞其实揭示出另一条线索：代表教会官方的改革委员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其本质上倾向于不再允许布道僧随意就改革问题批评教会。此外，《建议书》严厉批评城市公立学校——特别是意大利的学校——中讲授哲学的教师，认为他们教给学生的都是不虔诚的知识，从而导致教堂中出现大量不虔诚的争论。《建议书》要求所有主教——特别是掌管重要城市的主教——及时控制教师的行为以及公共场合的争论。(37)从中可以体会出，改革委员会已经将矛头指向人文主义影响下的自由言说以及其他不符合教会官方的哲学学说。循此而看，也就不难理解缘何《建议书》会要求所有教俗两界的统治者控制书籍印刷了。此时的改革委员会早就盯上了伊拉斯谟的著述，不仅早于卡拉法担任教宗保罗四世后在16世纪40年代颁布的《禁书索引》，而且远早于30年后才开启的所谓“特兰托改革”。由此也不难想见，《建议书》不会，也不可能有意识来区分“改革”与“复兴”。实际上，“复兴”中的内容恰恰是孔塔里尼等人要放在“改革”的框架内来限制与打击的。 除了在《建议书》中看不到“改革”与“复兴”之区分外，还有更值得玩味之处。不仅见不到改革委员会对宗教修会有任何正面评价，而且也见不到其对平信徒宗教运动有任何只言片语的提及。16世纪的天主教并不是只由教宗、枢机、主教以及神父等职位组成，其乃是一个由多种群体构成并践行基督之爱的信仰有机体。宗教修会与平信徒都起着重要作用。其中，以隐修会和托钵僧团为代表的宗教修会，是天主教会的一大特色，它们实际上是天主教因应社会变化与时代变迁的驱动力与体现。宗教修会自中世纪以来的确问题频仍，陷入“超越的悖论”(38)。无论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还是薄伽丘的《十日谈》，无不嘲讽挞伐贪婪的隐修士与好色的托钵僧。但宗教修会的自我改革从未终止。例如，方济各严守戒律派与住院派小兄弟会之间的博弈即是明证。(39)像本笃会这类资深的隐修会也不乏革新之举。但更重要的是，随着欧洲社会在中世纪晚期进入剧烈的转型期，传统修会的“院墙中的静思生活”理念已经不足以应对时代挑战、满足时代需求，在尘世过积极的属灵生活之理念益发流行。在托钵僧团深陷泥沼之时，特别是在意大利，新派修会与社团在颇具人格魅力且期盼宗教复兴的人士带领下，适时发展起来。譬如，意大利人达·巴肖(Matteo da Bascio)出身方济各严守戒律派，他以回归原初方济各精神为职志，创建了加布遣会(the Capuchins)。此修会成员善于向贫苦人布道，在兵荒马乱中投身淑世济民的工作。《建议书》的作者之一卡拉法也曾在罗马参与创建基耶蒂会(the Theatines)。基耶蒂会与彼时许多新兴修会一样，鼓励信众勤于忏悔、勤领圣体，救助穷人与身患梅毒之人。此外，16世纪还是女性修会与社团的爆发期。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威尼斯人梅里奇(Angela Merici)，她终身未嫁，信仰笃定。1516年，40岁的梅里奇在布雷西亚与当地的神爱宣讲会(Oratory of Divine Love)合作，在医院帮助临终女病人。之后，她和同道中人参与关怀孤儿的行动，并为女孩讲授基督教教义。梅里奇以教会早期先贤为楷模，志在为未嫁女性与寡妇创建一个互相帮助的社团。此社团最终成立于1535年，乃是乌尔苏拉会(the Ursulines)之前身。(40)可以说，新修会与新社团带来的教牧创新并没有入改革委员会之法眼，这其中关键就在于孔氏等人的视域仍旧拘囿于自上而下的教阶思维观念，亦即修会与社团要在主教与神父的地位之下。 尤有进者，平信徒运动就更不会为他们所重视。相反，他们要严格控制和打压平信徒的宗教虔敬行为。改革委员会哀叹世风日下，痛心于普通信众对于基督教基本知识的缺失。其实，改革人士对当时信仰状况的评判是不客观的，他们用自己的精英眼光审视普通信众的信仰追求，对宗教信仰的活力与程度没能做出恰切的评估。虽然，改革人士对神职人员贪腐行为的评价是准确的，但他们忽视了这样一种现实：在彼时的天主教会，信仰的热忱与体制的积弊呈现吊诡似的并存局面。 如果重新思考历史脉络，便可体会到，中世纪晚期恰恰是天主教信仰在平信徒群体中蓬勃发展的时期。譬如，自14世纪末以降，尼德兰地区就兴起了以宗教复兴为主旨的神秘主义运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成规模。共同生活兄弟会以个体成圣以及追求谦卑生活为旨趣，不仅在尼德兰地区流行开来，而且波及德意志地区，对意大利地区也影响甚大。在这场平信徒运动中，尤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效法基督》一书。此书呼吁信众师法基督，摆脱外在宗教仪式的束缚，追求个体的内在虔敬，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宗教书籍。意大利地区的平信徒运动受此种属灵思潮影响尤甚，热那亚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Genoa)与博洛尼亚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ologna)等神秘主义人士纷纷加入进来。正是在热那亚的凯瑟琳的影响下，一位名叫维尔纳扎(Ettore Vernazza)的律师创建了神爱宣讲会。神爱宣讲会从热那亚起家，在意大利不少城市建立了分支。其成员积极从事慈善与救助工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平信徒的宗教复兴运动，而且也影响了不少天主教会的高级教士。(41)在平信徒运动中，兄弟会(confraternities)亦起到重要作用。在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的16世纪意大利城市，平信徒出于信仰与生存的考量，组成互助群体。他们雇佣神父来满足他们的属灵需求，也积极从事慈善共济的活动，帮助穷苦弱势群体。有的兄弟会还有专门的使命，譬如在医院照顾患者，去监狱安抚犯人，为死刑犯提供精神慰藉，为穷苦女孩筹措嫁妆，为穷人提供借贷，等等。某个地区某个兄弟会的成员(也包括女性)，可以吃饱穿暖，可以在本会筹资建立的教堂中过属灵生活，而且死后也有同仁负责安排自己的葬礼。(42)兄弟会这一社会牧灵组织不仅大大丰富了天主教信仰，而且也为基督教社会在体制危机中仍能运转提供了动力。 卡拉法虽曾参与创办宗教修会，也积极投身过兄弟会的社会牧灵工作，但他一旦进入枢机团，参与教会高层的管理工作，便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与其他高级神职人员一样，从“自上的”视角狭隘地理解天主教。他们仅以戒律改革的思维来审视天主教及其信仰，忽视甚或无视宗教修会与平信徒的宗教复兴运动已然取得的成果。而且，他们从社会规训的角度出发，认定以神秘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平信徒的天主教”有颠覆礼拜仪式机制与建制性教会的危险，因而欲图限制和打压。可以说，教会官方在应对体制危机的过程中蕴含并发展了自己的观念危机。这种观念危机在近代愈演愈烈，从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宗教规训举措可见一斑。(43)甚至在当代，仍能见到这种观念危机之身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