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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立一真，惟穷其变”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对顾颉刚产生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促成了顾酝酿已久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的写出。1924年11月23日，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六十九号上登出，此文不仅构成了顾颉刚本人故事研究的开端，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故事研究的开山之作。但对顾颉刚本人而言，《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又与他此前搜集《吴歌甲集》等出于消遣而作的民俗学研究有着不同的意义。在1926年写作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当中，顾颉刚将自己最近两年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整理也放在古史研究的范畴下来叙述（《〈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57、66—71页），自云本打算“将二年来搜集到的孟姜女故事分时分地地开一篇总账，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68页），后来虽因这一部分篇幅太长而另行成文，但顾颉刚仍将其与“传说中的古史”进行了大篇幅的对比，认为从孟姜女故事的启发中，“就可历历看出传说中的古史的真相，而不至再为学者们编订的古史所迷误”（《〈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70页）。在这个意义上，可说顾颉刚从事故事研究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他的古史研究服务的。 顾颉刚对于故事学研究的这种重视，尤其是“用故事的眼光来看古史”这一独特视角的产生，应当说仍然是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影响的后续，而非如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所说的一般，是幼年来一直关注戏曲、民间故事的自然结果。事实上，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这个话题的关注，远早于1924年写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的时期。1923年10月，也就是顾颉刚与刘胡二人进行第一场古史辨论战之时，顾颉刚甚至曾经将已经搜集到的材料交托当时同寓的表弟吴立模，由吴写了一篇同名论文，发表在文学研究会纪念刊物《星海》上。但其时顾颉刚并未试图将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与正在进行的古史争论联系起来，甚至不甚重视地将此材料交给他人作文，原因就在于他当时还执着于真伪史的辨别，未曾注意到孟姜女故事流变中蕴含的方法学意义。1924年2月胡适的文章发表后，顾颉刚一个月后马上在《我的古史研究计划》中表示要重视民俗学在古史研究上的意义，当年秋天，在一边写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的同时，又一边开始将故事学的方法引入古史研究，这些事件的发生当然并非巧合。 值得注意的是，吴立模写作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虽收入了顾颉刚编辑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二册中，但后世论者多以为这篇论文“无论是从资料考索的细密，还是从文章按时间脉络排布的精致上……都无法取代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的开创性”，因而甚少提及。作为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的前身，吴立模这篇论文虽非顾颉刚本人亲笔书写，但其主要论点、材料大体上均来自顾颉刚本人，应当说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24年前顾颉刚对这个话题的思考方向和进路。通过对比吴与顾的这两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更能看清楚胡适提出“经历与演进”的方法对顾颉刚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延伸到民俗学领域，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顾颉刚进行的故事学研究与古史研究源出共同、又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 吴立模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与顾文一样，都是以时间轴上的流变为中心，描述孟姜女如何从《左传》上的杞梁妻变化为今日为大家所熟悉的哭倒秦长城的孟姜女的。但与顾文着重铺陈孟姜女故事流变的几个关键转折点及转变原因不同，吴文更看重一头一尾的对比： 这一定会引起我们的莫大的骇奇：只要指着粒粒的蚕子，同扑扑地飞的蚕蛾说：“它们是一物呀。”当我们没有熟悉蚕子与蚕蛾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至少要反驳着说：“不，不，它们不相同，它们不是一物。” 同一的，我们也一定会十分的骇奇的：只要指着《左传》上的杞殖同现代歌曲中所传说中的万喜良，《左传》上的杞殖妻同现代歌曲中所传说的孟姜女说：“他们都是一人呀。”当我们没有熟悉杞殖同万喜良，杞殖妻同孟姜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至少要反驳着说：“不，不，他们不相同，他们不是一人。” 吴文以这种“杞梁妻竟等于孟姜女”造成的震惊效果开篇，文中又大篇幅摘抄《左传》所记杞梁妻事及《孟姜女送寒衣》唱本唱段，来凸显这两个人物“不特事实的迥异，即姓名、时代、地方亦绝不相同”。然后经过论证材料的排列，得出结论：“杞梁同万喜良，杞梁之妻同孟姜女的确都是一人，不过他们的转变是渐渐而不是骤突罢了。”在此，故事的转变过程是勾连杞梁妻与孟姜女的手段，最后需要说明的仍然是杞梁妻与孟姜女是同一人。不顾杞梁妻拒绝郊弔与孟姜女寻夫哭长城之间在故事构成因素上的巨大差异，只通过一系列故事传说的互文关系来证明杞梁妻实际上就是孟姜女，这实际上还是历史学“考镜源流”方法在民间故事领域内的一次应用。吴文最后并论道：“我们知道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如此，就可以依着此例证明一切古来传记的不可靠。”这里暗示的是孟姜女的流变实际上是对作为“真相”之杞梁妻的偏离。在这个意义上，吴立模这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的内在思路，与顾颉刚其时论辩禹之真相问题时遵循的逻辑是相同的。通过证明孟姜女实际上是《左传》上的杞梁妻，吴立模/顾颉刚展示了后起的论述如何在“转展递传”的过程中“同最先的一个所说的大为差异”并由此导致了“不可靠”，内中仍然隐含着时间差异与真伪关系之间的对应。 与吴立模此文相比，顾颉刚1924年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的写作方式，则更像是对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里提出的一整套方法的实践。在顾文中，“杞梁妻就是孟姜女”这一吴文中反复强调的关系，在此被轻轻带过，文章的主体呈现的，是以知礼、不受郊弔为中心内容的杞梁妻故事，如何一步步转变到了以寻夫、哭崩长城为中心内容的孟姜女故事。顾文着重铺陈了“在战国以前不受郊弔，在西汉以前是悲歌哀哭”，西汉后期“从悲歌而变为‘崩城’”，到唐朝变为哭崩秦长城这几个故事中心转变的点，尤其注重的是从不同时间段社会生活的具体状况，来解释故事在这些时间点发生转变的原因，如论证唐代兵祸连绵、百姓苦于征役的历史事实，才是杞梁妻在唐代突变为秦人、其夫由战死沙场变为死于修筑长城的真正原因，因为当时百姓需要把自身经受征役战乱的苦痛投射到孟姜女故事中去。有趣的是，摆脱了对溯源性真实的执着后，顾颉刚反而找到了另一种达致历史真实的方式：孟姜女故事的真相并不在于其最早的故事形态为何，反而在于民众接受这一故事时，由于时势、地方性、流传方式等原因，如何对其进行自发自愿的改造。在这变动不居的流变中蕴含着最为普遍和真实的民众心理，而这部分“历史真实”却长期在经典历史叙述中被忽略掩盖。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中，顾颉刚对于“实在的孟姜女的事情是怎样的？”这一提问如此答道：“实在的孟姜女的事情，我是一无所知，但我也不想知道……现在我们所要研究的，乃是这件故事如何变化。这变化的样子就很好看了：有的是因古代流传下来的话失真而变的，有的是因当代的时势反应而变的，有的是因地方的特有性而变的，有的是因人民的想像而变的，有的是因文人学士的改窜而变的，这里边的问题就多不可数，牵涉的是全部的历史了。” 1925年2月，在《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顾颉刚用“不立一真，惟穷其变”（《答李玄伯先生》，第273页）八个字，来概括自己研究禹和孟姜女转变的方法。顾颉刚从而在方法论上打通了自己的古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然而，尽管顾颉刚自称“不立一真”，但“惟穷其变”的研究方式实际上完成的却是打倒传统的真伪观念，确立新的现代学术之“真”的标准。顾颉刚自陈“这种方式即使未能密合，而这件故事的整个的体态，我们可以粗粗地领略一过。从前人因为没有这种的眼光，所以一定要在许多传说之中别黑白而定一尊：或者定最早的一个为真，斥种种后起的为伪；或者定最通行的一个为真，斥种种偶见的为伪；或者定人性最充足的一个为真，斥含有神话意味的为伪。这样做去，徒然弄得左右支吾。结果，这件故事割裂了，而所执定的一个却未必是真”（《答李玄伯先生》，第273页）。在此，传统学术中常用的追溯源流、诉诸情理等辨别真伪的手法一律被取消，演进式的、对“整个的体态”的观察，构成了新的“真”之标准。在这个意义上，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不仅仅是中国故事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而且从方法论上，为将胡适倡导、顾颉刚力行的“历史的演进的见解”方法确立为新的寻求历史真实的典范方法作出了最有力的注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