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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样的“民众” 以“不立一真，惟穷其变”式的探求故事/古史之流变为中介，顾颉刚于是得以从追寻溯源性的真实，转向为对另一层面的历史真实的追问：历史不仅仅是原初叙事在后世经历的真伪变形问题，后世人们出于不同的时间、空间，不同的时势环境、媒介方式，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接受和看待历史，并且视其为“真实”，也构成了全新的问题。而要追问这一种接受层面上的历史真实，又必须引入作为接受主体的“民众”。如何看待和处理“民众”，因而构成了顾颉刚学术研究的另一层重要面向。对这一观念的理解不仅展露在顾颉刚民俗学研究的取向中，同时也构成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基调。 “民众”这一概念，经由晚清梁启超提出的现代公民意义上的“新民”，再到建立民国的民族主义之“民”，一直是晚清民国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重要话题。1917年，胡适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揭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运动的头炮即是要打倒作为“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与“山林文学”载体的文言文，推举白话为“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正宗。在新文化群体诸人的眼中，文白对立背后隐藏的实质上是社会阶层的对立，是上层与下层、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大众的对立。试图通过废除语言上的不平等来对抗社会阶层的不平等，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文化政治意涵。“民众”由是从一个单纯政治意义的范畴，扩展到具有了自己的文化政治形式。此后的五四运动，则以更生动具体的方式，激发了知识分子对于民众政治的热情。五四之后，新文化同人群体开始分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走向左翼，试图以阶级和民粹主义的内涵进一步丰富“民众”概念；坚守自由主义路线的胡适等人则沿着白话文学的方向，将“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民间流传的小说”等民众的“文化历史”也视作与高文典册一样具有价值的“国故”，号召青年们回到书斋、重整国故。“民众”概念在1920年代开始广泛的进入文化活动领域，而其指涉对象和语境又呈现出极为多样的风貌。最显明的例子就是李大钊作为左翼政治口号提出的“到民间去”，后来被提倡民众文学、民俗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广泛征用，成为他们学术和文化活动的标榜。1920年代初，从研究系色彩的《晨报》副刊、自由主义风格的《努力》周报，到文学研究会刊物《小说月报》，乃至同人杂志《语丝》，都曾有过关于民众文学、“到民间去”的讨论，但在对“民众”、“民间”的理解，如何进入和接近“民间”等问题上，又各不相同。 顾颉刚对于“民众”概念的理解和接受当然处于这一大潮流中。其中对他影响尤为深刻的仍然是胡适的方式。早在胡适宣称“一支山歌之细”也是国学之前，顾颉刚就以搜集整理吴歌的实际行动，为胡适的宣言作了最好的注解。与胡适大力推行的科学方法同调，顾颉刚表示自己研究歌谣、故事的目的不在致用，只在求真，这就使得他看待和处理“民众”的方式，与其他试图在“民众”概念中注入价值因素的学人拉开了距离。歌谣运动初期，针对顾颉刚采集的吴歌，《歌谣》周刊同人中曾有过真假歌谣之论，沈兼士认为民谣可分为两种，“一种为自然民谣；一种为假作民谣；二者的同点，都是流行乡里间的徒歌。二者的异点，假作民谣的命义属辞，没有自然民谣那么单纯直朴，其调子也渐渐变而流入弹词小曲的范围去了”。由此认为顾颉刚采集的苏州《戏婢十劝郎》等诸首是假作民谣。沈兼士的这一看法，虽带有浓重的对纯粹民众与民众之声的浪漫主义想象，但也颇可代表当时大部分关心歌谣搜集、国语文学建设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事实上，胡适和陈独秀主导的白话文运动分别文白雅俗之辨以来，到底什么程度的“白话”、什么形式的白话作品足以成为典范，一直是新文学内部未曾完全解决的问题。胡适固然大声宣称了“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然而直到1922年，知识分子们发现真正流行于“民众”间的读物仍然是“诲淫诲盗的黑幕派一类的出版物”“竭力的夸张圣君贤相，才子佳人，节夫节妇，英雄好汉……等的新旧小说”“述说神仙、妖怪、果报……专门提倡迷信的书画”、“思想陈腐没有文学价值的下等小说，唱本，曲调，剧本……等”。新文化运动所设想的对立于文人贵族的、乡野的、自然的、人性的“民众”，在现实面前遭到了挑战。针对这一情况，一种解决思路是进一步细分“民众”，如朱自清提出：“所谓民众，大约有这三类：一，乡间的农夫，农妇……二，城市里的工人，店伙，佣仆，妇女，以及兵士等……三，高等小学高年级学生和中等学校学生，商店或公司底办事人，其他各机关低级办事人，半通的文人和妇女……”将理想的“民众”更细致的定位于未经城市与现代文明污染的乡村农民，因而希望在“大加淘汰和订正”“陈腐简陋”的“下等小说，弹词，唱本之类”的出版物之后，能够见到真正的民众文学；另一种态度则是主动承担启蒙责任，寄希望于欧化的新文学兴起能够取代这些出版物在民众中的影响和作用，因而大力推动“国语的欧化，学问的提高”，“非提高实在不可普及”。在实际情况中，这两种态度和思路又常常交错纠缠在一起。对于《歌谣》周刊而言，发掘真正的“平民文学”、并在此基础上催生出“新的‘民族的诗’”（韦大列语）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歌谣》同人对于某种纯粹的民众和民众之声的想象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想象甚至导致了《歌谣》早期作者们对于口头性的某种洁癖。《歌谣》早期的许多论文皆提醒歌谣采集者在搜集时不可窜入文人所作或经文人修改的作品，因此最好是从民众口中直接采来；其中又以不识字的农民、妇女、儿童所唱为上品。有文本依据的弹词小曲等则基本被目为文人模仿之作，已经失却了歌谣应有的天籁。然而事实上，处在文化和社会阶梯下层的民众艳羡和主动模仿上层文化形式，乃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并不全待文人来“假作”；由此否认弹词、粤讴的民间性更是失之轻率。《歌谣》同人固然试图以眼光向下的方式颠倒传统的雅俗之辨与阶层对立，但另一方面，他们构想出的民众形象又饱含浪漫主义和理想色彩，与现实已经相去甚远。相较而言，顾颉刚在搜集吴歌时，脑海中欠缺此种预设的理想民众观念，反而得以跳出流行的框架，呈现出另一幅色彩杂糅的民众画卷。不仅《吴歌甲集》中囊括了为沈兼士等人诟病的弹词类长歌，顾颉刚还搜集了大量地摊上售卖的唱本。在顾颉刚看来，搜集歌谣也就是搜集人们口中歌唱的记录，而昆曲、皮簧、梆子、弹词、打讪头、宣卷等歌唱方式，与乡村女子、儿童、农工、游民男子所唱的歌处于同等的位置，搜集唱本因此也是搜集歌谣的必要一步。这些唱本后来虽被北大同人目为“下等文人所造作”，缺乏价值，顾颉刚仍坚持认为它们也是“民众抒写的心声”，“是民众生活最亲切的写真”。从顾颉刚搜集的吴歌开始在《歌谣》周刊发表以来，以民间唱本、歌本为素材的歌谣研究也在《歌谣》周刊上逐渐增多，到1930年代郑振铎写作《中国俗文学史》的时期，曲本、弹词、宝卷已经成为民间文学、俗文学研究当中的合法领域，而真假歌谣、纯粹民众的问题无人再谈起，这一方面显现了学科的生长和生成，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包裹在“民众”概念内部的文化政治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顾颉刚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