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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众所周知，现代科学技术理论、方法和手段的应用，是近代考古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更是当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新世纪以来，我国以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为主要内涵的科技考古获得迅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和多学科合作研究进一步推进”；就田野考古来说，主要表现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愈来愈广泛，科技考古研究愈来愈深入到田野考古的全过程之中。这既是学术界的共识，也已经成为考古界的普遍做法，无须赘述。 就手工业考古来说，以考古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为主要内容的多学科合作研究，尤为突出，尤为重要。在作坊遗址考古中，不仅需要一般田野考古中已经常用的各种勘探、测量、记录、三维建模等“数字化”和“高科技化”手段和设备，不仅需要各种文化遗物和自然遗物标本的科学取样以及各种物理和化学的分析检测，而且更需要考古现场的现场取样和及时的分析检测，以便为田野考古现象的理解和认识提供科学依据。试举数例。 1997 年—2002 年重庆中坝制盐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采集了中坝遗址附近的地下卤水以及房屋基址、灰坑、卤水槽等遗迹的钙化物样本、陶片以及地层土样”，进行了多种检测分析，检测结果证明了该遗址的制盐性质。2013 年重庆彭水县中井坝盐业遗址的考古发掘，同样是“在发掘中采集了各类遗迹内的土样标本，并对样本进行了科学检测”，为各遗迹性质的判断提供了科学依据。 2012 年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BⅡ地点的发掘中，在1 号铸坑（ZK1）的中部偏东处发现一个小砂坑，砂坑平面近椭圆形，东西长42 厘米，南北宽25 厘米，深约20 厘米，坑内包含物为比较纯净的颜色泛灰的黄砂。经检测，砂坑中的砂子检测出铜、铅等化学元素，“很可能是砂样在铜器铸造过程中受到污染的结果”，从一个侧面证明了ZK1为铸造铜器的坑状遗迹。 浙江富阳泗洲村宋代造纸作坊遗址发掘过程中，注意相关标本的采集并及时检测，为相关遗迹和遗物性质的判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如位于F1东北侧的G缸5 内含有大量灰黑色土，缸内壁附着的土样经检测，土样中包含有竹纤维和其他植物纤维，说明该陶缸内的物质为纸浆残留，陶缸专门用于盛放纸浆；G8 沟内石块下发现呈黄褐色的土样，经检验，其内含有竹子的硅酸体，结合沟内北壁底部厚约10 厘米的黄色痕迹，判定G8 是用于排放造纸废水的排水沟；另据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G缸5 和G8 内的土样含有C3类植物，并且可能是竹子。 2015 年安徽阜南台家寺墩台遗址的发掘中，对H234进行了原址检测，从而区分出熔铜区和铸铜区；炼渣中有熔炼渣和精炼渣之分，说明当地存在着铜金属的精炼和铜器的铸造；地面有一层厚3 厘米左右的白色结面，据分析其成分主要是天然方解石，应当与作坊的防潮有关。 作坊遗址考古的实践表明，作坊遗址中的活动面、堆积土、灰烬、红烧土、砂砾和遗迹附着物等虽然不是文化遗物，但都是作坊内人的活动尤其是生产活动的物质遗留，其结构和特性与作坊的性质、工艺技术及其流程乃至各个空间的功能密切相关，对其进行采样分析尤其是现场检测或现场取样分析，对于作坊遗址中各种遗迹、遗物乃至空间性质和功能的辨识，颇具价值和意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作坊遗址考古中，不仅对各种文化遗物的科技分析和检测是必要的，46 而且对人骨遗存和相关的自然遗物进行检测分析，同样是必要的。譬如，周原庄李西周铸铜遗址出土的2 具人骨和3 个头盖骨经体质人类学研究，推断H162 中的成年男性个体“可能是作坊劳工”。该遗址发掘过程中应用浮选法获取的“炭化植物种子中，绝大多数属于农作物遗存……所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加工和消费的信息”。又如，山东临淄齐故城冶铸考古过程中，进行了人骨鉴定、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等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收获，为了解东周秦汉时期临淄城内的居民尤其是工匠的生活及其环境等，提供了重要信息。 总之，立足于田野考古，强化多学科合作研究，既是手工业考古的两个基本点，更是作坊遗址考古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