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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前已论及，作坊遗址考古在手工业考古中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它与原材料、生产工具和设施、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产品、产品流通和应用、生产者、生产经营方式、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手工业考古十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都直接或间接相关。对此，这里难以逐一展开论述，而是仅就以作坊遗址考古为基础的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略作讨论，因为，这一研究的基础在于作坊遗址考古。 以作坊遗址考古为基础的手工业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在历代瓷窑遗址考古和历代瓷器流通方面起步较早，成果丰硕。新世纪以来，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所进展。 譬如，2003年侯马白店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出土大量铸造铜器的陶模和陶范，反映出该作坊的产品类型及其特征。发掘者将陶模和陶范上的纹饰与以往各地考古发现的同时期铜器进行详细比较，发现与白店铸铜作坊遗址陶模和陶范上的纹饰相同的铜器曾发现于万荣庙前、新绛柳泉、太原赵卿墓、长子东周墓、长治分水岭东周墓、战国中山王墓、陕县东周墓以及洛阳中州路等地，甚至新绛柳泉墓地出土的一件铜鉴（M302:20）的一龙二蟠螭纹与出土陶范的纹饰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初步揭示了侯马白店铸铜作坊遗址的产品流向及其使用，并从一个侧面说明该铸铜作坊是当时的一处官府铸铜作坊。 又如，2003年以来，通过山东临淄齐故城汉代铸镜作坊遗址的调查、汉代镜范的收集和整理等，比较深入地认识到汉代临淄产铜镜的类型及其特点。以此为基础，我们提出了汉代临淄产铜镜尤其是四乳草叶纹镜的“临淄风格”，进而初步究明了当时临淄产铜镜的流通地域，一方面集中在其产地所在的山东半岛，但另一方面则远及岭南、关中、长城沿线以及东北地区。 再如，2005 年—2006 年发掘的凤翔秦雍城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不仅出土了作为该作坊产品的瓦当及其残块2000 余件，而且出土有6件制作瓦当的范，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该作坊主要产品瓦当的类型及其特征。进而发掘者指出，“豆腐村作坊遗址出土的数量较多的瓦当中，大多数种类在以往雍城城内及其郊外行宫建筑遗址上都曾发现过，说明这些建筑上的材料可能来自这里”。这不仅表明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的产品主要应用于秦雍城及其郊外的王室建筑，而且从一个侧面说明该作坊是秦王室所属的官府制陶作坊。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思考，以作坊遗址考古为基础的产品流通研究之所以重要并且有效，在于作坊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发现的产品和残次品、有关的生产器具（如金属器的铸范、范模，瓦当、陶俑、陶建筑构件等的范）等，可以准确地表明作坊的产品类型及其特征，或者说产品的“产地风格”，以此为基础，通过对同时期同类器物的广泛收集和细致的比较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究明其产品的流通地域及其社会应用状况。这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一个作坊的性质及其经营管理方式，阐释它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不同地区之间的人群移动和人员往来、经济和文化联系、交通状况等，还有助于当时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