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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理家本生”（财主和鳖）到“宝船” 《六度集经》卷三“布施度”中的“理家本生”（财主和鳖），讲述财主在洪水中救助动物获报恩而救人者反遭陷害的有趣故事，它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经典之作。 从前有一位积财巨亿，又慈爱众生的大理家（财主），在市场上，以高价买鳖放生。一天夜里，这只鳖上门相告，洪水将至，请速备船逃难，并自愿上船陪护。在逃难的日子里，他们先后从水里救起一条蛇和一只狐狸。后来又听见有人在水中呼救，鳖以“人心奸伪”为由，不愿相救。财主本着仁爱之心，还是把他救上船。后来他们来到一个高处，各自找地方安身。狐在打洞时意外地获得古人埋藏的紫磨金百斤，特地送给财主报答救命之恩，财主收下打算用它来布施济众。可那被救的漂人却蛮横无理地要分给他一半，财主不肯，他便以“掘冢劫金”的罪名向官府诬告财主，被拘入狱。 这时被救的蛇狐聚会在一起设计相救。那条蛇将太子咬伤，财主再带看蛇传给他的药方将太子救活。他在国王面前陈述了自己被恶人陷害的经过，国王当即诛害漂人，封财主为相，并按佛家义理广行布施，使国家太平。（《六度集经》15-16） 这个关于动物报恩人负义的故事，在汉译佛经中多处出现。即以《六度集经》而论，卷五之“难王本生”（摩天罗王经）即属同一类型，它讲的是一位国王出身的修道人，在山里深坑之中救出一个猎人，还有一蛇一鸟，那只鸟飞入王宅，将王后的一串明月珠衔出送给修道人以谢救命之恩，猎人却告发此事使修道人身陷牢狱。后来也是由那条蛇咬伤太子，再由修道人以神药为太子治伤，并向国王诉说原委惩罚猎人来结束叙说。本篇着重宣扬修道人在蒙受冤屈时的“忍辱”心志，故编列在“忍辱度无极章”中。还有一篇“慈罗放鳖后遇大水还济其金”，出自《阿难现变经》。讲的也是主人公慈罗买鳖放生，后发洪水，得鳖相救的故事。其中的忘恩负义者是慈罗救起的卖鳖人，他向官府诬告慈罗，官员在书写慈罗罪状时，却被慈罗在水中救起的那群蛾子扒在笔上使得他写不出字来。这件奇事惊动了国王，最后真相大白，卖鳖人被诛杀。这三篇作品均属汉泽佛本生故事，其中的主人公不论是普通人还是财主或弃家学道的国王，都是以佛陀轮回转生的形象出现的。在另一种依据巴利文本生经新近汉译出版的《佛本生故事选》中，也有同一类型的故事“箴言本生”，其中主人公是在山中修行的隐士，他从洪水中救出蛇、鼠、鹦鹉和王子，三种动物都懂得报恩，而那个王子当上国王后再次见到隐士，竟要将他置之于死地：“我要乘他还没有向众生说出他对我的恩典，先砍下他的头。”结局是愤怒的民众把这个无情无义的国王拉下宝座，扔进山沟，拥戴隐士当了新国王。 从载入佛本生经的这几个文本乃同一故事之丰富多彩的异文，以及它被选编为著名的《五卷书》（《五卷书》84-88）中的故事来看，它们显然源自印度民间的口头传承。进入佛本生经，其叙事形态也大同小异，呈现出自己引人入胜的鲜明特色。其一，故事主旨完全一致，不论是借大鳖之口道出：“人心奸伪，少有终信，背恩追势，好恶逆凶”；还是由国王下令：“不仁背恩，恶之元首，尽杀之”；或者是以“箴言”形式由修道人反复咏叹：“人们说得对，世上有些人，倘若救他命，不如捞浮木”，都是痛斥人类中忘恩负义者的邪恶行径，倡导人与人之间的慈善友爱。有些学人曾评论佛经中这类讲人忘恩负义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道德的堕落。这些故事只是反映了佛教徒们善良的道德愿望。这样说虽也符合实际，可故事讲述人对邪恶的痛斥和对慈善友爱的呼唤，仍然凝聚着人们的良知，具有涤荡人心浊激扬清的积极作用。其二，它是精巧设计的故事。一场大灾难将人和几种小动物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灾后偶然所得的财物，又使得他们的行为与心灵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状态；邪恶的人因利欲熏心而背恩弃义，那几种小动物却巧用自己的特长化解了恩人的危难。情节发展既有扣人心弦的起伏跌宕，又顺理成章地将善良与邪恶给予强烈鲜明的对比，表达出佛家度人济世的深刻义理。佛经所载的众多故事中，本篇不愧为形神俱佳的典范之作。 这一故事之源于佛经，由印度佛经故事演化而来，已无疑义；可它在中国各族口头文学百花园中又产生了深刻而又多样化的变异，染上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鲜明特色。中国故事中，形态较为单纯的一种类型，以江苏流传的“宝船”为代表，故事以洪水中乘船逃难为背景，由主人公慈爱救物、奸人陷害、动物报恩这几个母题构成，情节结构和印度佛经故事最为接近；然而在背景选择、角色配置和细节点缀等方面，又发生了贴近民族文化与民众心理的变异。中国道教信仰中的仙人给好心的王小送了一件宝物纸折的“宝船”将它放在水里可以救人，献给皇帝还当上了“进宝状元”，由此引发一系列冲突纠葛。三种动物后来不仅帮王小治伤，还设法帮助他通过“难题考验”，娶上皇姑，获得幸福婚姻。存活在中国民众口头的这些故事，虽然是在“报恩的动物忘恩负义的人”这个印度故事的古老程式之内展开叙说，但它们的生活和艺术情趣却完全中国化了。 中国同型故事的多数篇目所采取的是复合形态，在原有框架内楔入一个乃至几个母题，节外生枝，使故事情节更曲折生动，生活艺术情趣更丰富多彩。如“陆不平和庞人踩”，由山东著名女故事家胡怀梅口述，它以心眼好的庞家母子为主人公，让观音老母送给他们一个用秫秸扎制的宝船用于洪水逃难，接着楔入一个“石狮子眼红预兆洪水”的母题。以下的情节按传统模式展开，而结尾对奸人的惩罚却别具一格：“庞人踩把前后的事给大人说了。大人禀明圣上，这才罢了陆不平的官，让给了庞人踩。后来万岁爷把庞人踩召到金殿，说：‘庞人踩，到这般光景，你还留着陆不平干什么’庞人踩说：‘小人不敢自作主张，请圣上作主。’皇上说：‘将他杀死剁成肉泥，抬到午门外边，用土埋好，好叫武官当作上马石。’庞人踩就照办了。这就叫路不平，旁人踩”（“陆不平和庞人踩”50-51）。将忘恩负义的奸恶之徒埋在路上让人践踏，所表现出来的对坏人坏事深恶痛绝的情感显然更为强烈。而这一结尾又巧妙地概括在“路不平，旁人踩”的俗语中，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中国故事常常采用这一手法，如关于两位好朋友的故事“春风细雨”就借用“没有春风，哪来细雨”的俗谚作情节线索；关于善恶两弟兄的故事“河东与河西”，则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俗谚点明主题等等。这一手法虽出于附会借用，却寓意鲜明而又趣味盎然，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广西壮族的“渔夫和皇帝”，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学人作为壮族民间文学佳作写进《广西壮族文学》一书。将旧时代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作为忘恩负义的奸人给以无情鞭挞，使这篇故事饱含被压迫者的愤怒抗争情绪。这同古代印度佛本生故事中对无情无义的国王的痛斥是心心相印的。然而中国故事却借用了机智人物故事中哄骗财主乘坐并敲打水缸去会见“海龙王”的母题，让奸恶而又恶蠢的皇帝自己葬身鱼腹，这又平添了新的喜剧情趣。 在中国最流行的160型故事，是故事情节更为丰富完整的“石刚和金巧”“兀向保与寒向保”及“只可救虫不可救人”等。它们在单纯型所包含的三个母题之外，再楔入“石狮子眼红预兆洪水”和“下地洞斩妖救皇姑”两个母题，实际上是160+825A+301所构成的复合形态。以辽宁满族故事家李马氏所讲述的“兀向保与寒向保”为例，记录的篇幅就近万字。人物众多，背景广阔，情节跌宕起伏，叙说重点转向主人公通过重重磨难娶上皇姑为妻，使结局更加圆满。这一变异展现出口述故事的情节结构由简趋繁，人们喜爱听长篇故事的审美趋向。 在160型的多种异文中，出自西北陕西、宁夏地区的几篇异文特别值得注意。上述东北、东南地区的同型故事，不论形态繁简，都是以洪水中乘船逃难为背景来串连角色，结构故事。由于这些地区洪水灾害频繁发生，使它同印度故事的叙述模式十分接近。而在缺水的西北地区，传承这一故事就得因地制宜地改换叙述背景，背景的转换又会引起情节和细节的重新构造，如“蚂蚁虫拉倒泰山”这篇回族故事撇开洪水逃难，又让佛祖、仙人离开故事，以黄土高原的常见景物为依托，借神化几种小动物来构造情节，显得新奇不凡。本来流行俗谚是“蚂蚁难撼泰山”，故事里却讲蚂蚁可以将泰山拉倒使举国震动，大胆想象中洋溢着诙谐与豪情，使民众获得振奋人心的快慰。故事的主旨：忘恩负义的黑头虫（人）比世上万千虫类都可恨，明显源自佛经故事，而整个故事所含蓄的艺术情趣却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160型的复合形态似乎最早出现在通俗小说中，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一名《包公传》），其中第59回“东京判决刘驸马”，就是一个拉长的“报恩动物人负义”故事，乐善好施的崔长者之子崔庆为故事主人公，被他在洪水中救起的屠夫之子刘英充当忘恩负义的角色，好人反遭诬陷下狱，鼠猴蛇三种动物报恩相助，后经包公明断此案才真相大白，善恶各有所报。通俗小说吸取民间故事素材，将它们缀合改编，再流向民间，对许多故事从单纯型走向复合型的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民间故事和通俗小说、地方戏曲在面向大众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融合，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 《六度集经》中还有一些故事也是伴随佛教文化传播而在中国民间口头文学中留下它们印迹的，如卷八“明度无极章”“镜面王经”中楔入的“瞎子摸象”。它又见于《长阿含经镜面王经》《涅槃经狮子吼》及吴支谦所译《佛说义足经》等，以一个生动活泼的譬喻来嘲讽偏执己见者之荒唐可笑，既幽默风趣而又发人深省。又如卷四“戒度无极章”中的“兄（猕猴）本生”，讲的是猕猴与鳖交友，鳖欲取猴肝为妻治病，猴以肝悬树上不在身而机智脱逃的故事。此故事又见于《生经》中之“佛经鳖猕猴经”及《佛本行集经》卷31。本篇的叙说较为平淡，只是构造情节时，将鳖与猴这对具有不同生活习性的朋友的关系弄得很复杂，说他俩不但前世是兄弟，而且鳖妻因怀有与这位猴兄勾搭的淫念未能得逞，才转而欲吃猴肝施行报复。中国学者将这一类型命名为91型“肝在家里没有带”。这两则《六度集经》故事，可作为进入中国的同类型佛经故事之异文来看待。但叙说较为简略，其独立价值不明显。 从《六度集经》的实际面貌及其成书过程可以看出，康僧会这位西域高僧是怀着集中阐扬大乘佛教的六度义理来编撰本经的，因此取材弘富，搜罗甚广。然而直接依据印度口头传承资料的篇章不多；以叙议交融的灵活方式结构成篇，但议论穿插偏重，而故事叙说的生动性、完整性则较差。全书各篇的体例风格差别甚大，不够严整。以叙说商人救鳖故事的《理家本生》而言，可以说是故事情节最为生动完整的一篇，全文汉译篇幅达3000字，然而在它译出不久，被南朝梁代高僧宝唱和僧旻改编集成《经律异相》一书时，就将中间关于“佛说四非常”的说教文字删去1000字；因为它离开故事太远，成为文章的累赘，而不得不大加砍削。至于在民间口头文学传承中，即使受其影响，也就只是吸取其母题或某些情节要素，再运用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因子进行补益创造。这和《杂宝藏经》《贤愚经》中的许多故事往往直接进入中国民间口头传承有很大不同。佛经故事文本是经由多种方式构成的，它在传播中对各族口头文学的影响也各有特色。我们在研究《六度集经》时，应充分注意到这种多样性。 （本文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