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倾向歌谣的动机是什么？文人如何去考察和研究歌谣？研究范式肯定不是诗学的、古典的。以这一点而言，歌谣学从一开始就是现代的、探究性的，或者说是现代科学意识的产物。这又产生了现代与传统关系的问题，即歌谣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研究范式的结合，具体如何结合，这就涉及诸多领域和方式。纵观20世纪歌谣学研究，其视角无外乎集中于三个方面，即时代、人物及问题。时代是学术背景和环境；人物是学者群体；问题为学术方向或目标。这三方面涵盖了歌谣学的全部领域，同样可以成为审视20世纪歌谣学的三个维度。 一、专注于特定时代背景的学术眼光 在中国现代歌谣发展史上，歌谣这一文体成为文化焦点大概有两个时期，即“五四”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关于这两个时期歌谣现象的讨论一直未有中断，这方面的学术成果聚焦歌谣活动的语境及其直接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构成了背景式的学术话语呈现模式和思维定势。 中国现代歌谣学乃至现代民间文学均诞生于歌谣学运动，这一运动既是现代歌谣研究的先导，又构成整个20世纪歌谣学研究的时代背景；不论在我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还是民间文学学术思潮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奠基意义。钟敬文多次说过，他是“五四”的儿子，是歌谣学运动孕育出来的，也是唯一一位将这一运动的精神用毕生心力发扬光大的民间文学学者。对于他而言，歌谣学运动可谓刻骨铭心。因而，他最早对此一阶段的歌谣学现象给予学术史关照。1928年，他在《民俗》周刊上，发表了《数年来民俗学工作的小结账》一文，其中较大篇幅是对歌谣学运动的考察。他认为早期民俗学研究中，“最富于成绩的是第三类——故事歌谣及民俗语——因为自歌谣研究会以至周（作人）赵（景深）顾（颉刚）诸先生的工作，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同时，他评价道：“歌谣研究会的工作范围仅仅是民俗学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当时那些投身于民间文化事业的各位学者研究的出发点也并非民俗，但他们终归是中国民俗学事业的开拓者，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曾刊行了九十六期的歌谣周刊，数种小丛书，所收集的谚语歌谣等在两万首以上）”。这样的结论只有在对《歌谣》周刊全面解读之后方能得出，他确定了歌谣学运动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地位。 钟敬文的这一观点被广泛运用，并一直延续了下来。半个多世纪以后，周大鸣对于这一时期的歌谣学实绩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歌谣研究所展示出来的业绩有助于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普及，并且极大地推动了新诗的兴起与发展。歌谣研究摆脱古典范式，转向现代范式的标志是进入歌谣表演的现场。从书斋转向田野，不仅是为了搜集歌谣，更是对传统诗学的超越，旨在建立感受、体验和经历的学术立场，是人类学学术意识的体现。从发表告示征集歌谣，刊行调查表调查到深入民间调查。尽管当时“到民间去”的田野作业并没有完全展开，但毕竟开启了迈向民间的第一步，也收到了实效。而所运用的理论方法，也从单一的文学视角演进到多角度的研究。初始阶段，主要是对歌谣进行了文学方面的分析，“多停留于一般叙述，不够深入，进而有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情感、意境、意象、美感等关键词被母题、结构、类型、异文等所取代，既塑造了歌谣的文体形象，又是现代研究范式的具体运用。现代民间文学之所以以歌谣为突破口，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够依托深厚的诗学传统。然而，现代歌谣学的建立，又在于对传统诗学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在打倒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实现的。 段宝林在纪念和回溯歌谣学运动方面身先士卒，钩沉耙梳，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征集歌谣活动八十周年纪念之时，他曾撰文从四个方面对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做过较为深入地清理。在如何记录口头文学的问题上，他认为，从一开始，北大征集歌谣就提出了科学记录口头文学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起点很高；后来，又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改进提高；而在“领导与群众结合”问题上，他认为当时歌谣征集运动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上至北大校长蔡元培，下至广大中小学教师和民众的支持参与。段宝林的分析细致入微，符合当时歌谣征集的实际状况。他显然是站在现代歌谣学发展的历程上进行反思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歌谣研究提供历史经验。 歌谣学运动是与“五四”等政治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跳出民间文学乃至文学的窠臼才能富有深度地理解它的意义。在更为广阔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下审视歌谣学运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学者似乎力不从心。这一学术使命便旁落到一位西方学者身上。美国学者洪长泰关于歌谣学运动的论述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充分利用自己历史学学科背景，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的学术动态，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凸显歌谣研究的政治动向。他认为歌谣学运动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掀起浩大的声势，产生经久的余波，与它和当时白话文学的主张相吻合密不可分。比如，民歌所体现的三个主要文体特征：明快、真实、口语化，与胡适主张的文学改良“八事”的内在精神相一致，正是基于此，歌谣学运动才能唤起知识界的空前关注，而“这种热火朝天的歌谣运动在两方面引起了连锁反应，那就是，既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推波助澜，又为现代中国奠定了新的社会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深入歌谣学的具体类型，从情歌研究，关于妇女遭遇的歌谣研究、生活歌的研究，以及征集歌谣与政治等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五四”学者的思想脉络。洪长泰从当时歌谣文本的搜集、释读和运用的实际情况出发，窥视学者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心态，认为歌谣研究一方面代表了学者对于民众生活的浪漫主义想象和实践，另一方面民众的心声也唤醒了学者对封建礼教思想的反抗，而且将这种感受同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联系在了一起。此外，作者凭借敏锐和深远的历史洞察力，发掘了时代命运与歌谣运动之间的关系，用为此书作序者李欧梵在开篇中的话说，“一般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是泾渭分明、截然有别的。但本书的研究表明，他的许多思想要点其实早在几十年前的‘五四’知识分子刘复、周作人和顾颉刚等人那里就已发生，并由这些知识分子做过阐发；而改变了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观念和对待民众态度的，则是1918年发轫于北京大学的中国民间文学运动。” 洪氏的阐释力度来自于寻求歌谣学运动与中国革命等宏大叙事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放大这一运动的政治思想意义。沿袭洪长泰的思想史研究的路径，有学者以富有针对性的反思体现阐释的深刻性。《论新文学运动中歌谣征集的模糊态度》指出彼时学者在或为学术、或为文艺的目的之间徘徊，反映了当时的书写者们大多以所谓“平民”（实际就是市民）为观照对象，只是出于一种朦胧的学术意识。而歌谣的阅读者们也多半是致力于新文学运动的知识精英，歌谣征集活动未能深入工农大众。这是不能不注意的歌谣征集的一方面。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学者找寻“自我支撑的文化语境，从而为中西交汇中的新文学运动寻找一个可靠的营地和进步的方向。”这种模糊态度直接导致歌谣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并没有立足于唤醒拥有歌谣的广大民众。更有甚者，搜集、研究歌谣，却未能沟通和尊重演唱和传播歌谣的主体，学者与民众的脱节，必然导致宏大叙事的空洞，对歌谣的理解也难以完全到位。 既然是“运动”，就不仅是文学的、学者的，而是全社会的，涉及与歌谣有关的各个方面，这为后人揭橥和阐释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有学者运用传播学的技艺手段，探寻了当时民间歌谣的征集和研究活动过程中，报刊媒介所起的承载作用。他将歌谣运动分为了1918年、1928年和1936年起初的三个时段，通过纵横交错比较，厘清歌谣学运动的主体刊物《北大日刊》《晨报》副刊、《歌谣》周刊、《民俗》周刊、《中央日报》“民风”专刊等的角色特点和社会影响。通过细致分析，文章指出在与大众传媒结合紧密的阶段，歌谣研究便不仅仅是学术的，而释放出启蒙主义思想的光华。而大众传媒对歌谣的关注，内在的指向却并非歌谣本身，而是“五四”时期所呼唤的民主和自由的精神价值。从歌谣的载体而非歌谣文本把握其学术的动向，显示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力度。 另一时段的歌谣活动，其声势较之歌谣学运动的更为浩大，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这就是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没有放过新民歌运动，不同学科在这一领域展开了学术会战。这些研究大多回避了新民歌本身，而是将这一运动作为政治背景来进行学术运作。新民歌运动中极端的民间文学行为，对其阐释也极易陷入偏执。在众多的研究中，有一位学者的梳理最为全面而详细，观点相对公允。对于这一“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大规模的民歌创作和收集运动”，他不仅详尽梳理它的来龙去脉，并且剖析了它的思想渊源；认为这一运动的本质主要是为了唤醒民众的歌谣创作意识，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掀起经济生产的跨越式发展；强调采风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宣传意义上的考量，而且还体现了毛泽东及其所带领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坚守的执著信念。这就是坚信心理意志的强大能量，在一定的时空当中，可以实现“精神变物质”的人为的转换。然而，政治的激情并不一定能造就艺术的辉煌，他进一步指出：在1958年自上而下的最高指示的操控之下，新民歌并没有秉承民间文学所具有的一些本体特征，诸如刚健、清新等，已经不能算作是真正的民歌文体了（民间的自发创作）。尽管民歌搜集与创作展示出生机勃勃、盛况空前的景象，但无法把这场浩浩荡荡的运动定义为一次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活动，也难以把它理解为一场广大民众参与的政治运动。大跃进生产出民歌，民歌讴歌着大跃进，在这特别的语境中，“政治与诗学，现实与想象，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等融合在一起，让人欢欣鼓舞又让人胆战心惊。”在所有民间文学体裁中，大概只有歌谣能够和政治话语搅合在一起，并且掀起政治意识的狂欢。还有一个“大概”同样具有阐释力，这就是大概只有狂热的政治意识，才能激发广大工农兵搜集和创作新民歌的巨大潜能。 除了“运动”以外，改革开放可以被视为时间跨度更为巨大的时代背景。也有学者将新时期歌谣研究置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段宝林、过伟发表了《中国民间文学采录研究的黄金时期》一文，他们分别从采录、教材编写、理论发展、学者成就等多个方面，阐述了这一时期歌谣研究取得的成绩，认为从选题、角度、研究方法到话语表达都注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如果说，“五四”和“大跃进”时代的歌谣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为政治意识形态所操控的话，这一阶段歌谣学复兴则基本上回归到学术本原，即从“热情”的歌谣学逐步转向为相对“理性”和“思辨”的歌谣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