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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者形象的凸显与重塑 中国现代歌谣学是由一批学者建立起来的。同时代的这一群体，有着大体一致的学术取向。与其说是他们选择了歌谣研究为自己的学术事业，不如说是歌谣学选择了他们。中国数千年累积下来的歌谣传统需要这样一群人去品味和生发学术的精彩。百年来，歌谣学学者们的学术思想薪火相传，承袭发展，他们秉承了值得专门书写的学术品格与追求。除了对歌谣研究与时代环境关系的考察，还有一类学术史的书写则主要侧重于个人学术活动和学术情怀。其中，较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是陈泳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此研究以学者为中心分章论述，涉及歌谣研究的主要是刘半农和朱自清。在他看来，刘半农的歌谣文艺观和新诗实践，是他最值得被人记忆之处；而朱自清的《中国歌谣》，以其完善的架构和体系化表达，成为其对歌谣研究最重要的贡献。相对而言，研究朱自清的论述较多，其学者形象已刻画得比较清晰，刘半农则相对模糊。关于刘半农，其他相关代表性成果还有乌尔沁的《刘半农与中国现代的民歌研究》、陈泳超的《刘半农对民歌俗曲的借鉴与研究》、刘锡诚的《刘半农：歌谣运动的首倡者》、王超云和刘丽琴的《刘半农对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贡献》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共同塑造了刘半农作为现代歌谣学先驱者的形象。就歌谣文艺观而言，学者们指出，刘半农率先将歌谣的情感、主观、率真、自然等的审美取向和特征揭示了出来，进而还原歌谣演唱的生活意义，“歌唱是维持心灵的生命”，而“心灵的生命”和歌谣的生命都是来自人们生活的实际。“人当快活的时候要唱歌，当痛苦的时候也要唱歌，当工作的时候要唱歌，当闲暇的时候也要唱歌，当精神兴奋的时候要唱歌，当喝醉了酒模模糊糊的时候也要唱歌；总之，一有机会，他就要借着歌词，把自己的所感所受所愿所喜所冥想，痛快的发泄一下，以求得心灵上之慰安。”生命需要歌唱、需要倾吐、需要抒发，将歌谣与生命联系起来，此等对歌谣存在的终极意义的阐释，突破了文学性的审美向度，转向聚焦歌谣的存在方式和生活属性，已然在生活世界的实践过程中体认歌谣的演唱动机了。仅凭这一点，刘半农作为学者的形象便高大了起来。 相对而言，学者范式的考察易于操作。刘半农本人也是树立学者标杆的高手。在《吴歌甲集》的序中，他说：“前年颉刚做出孟姜女考证来，我就羡慕得眼睛里喷火，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现在编出这部吴歌集，更是咱们‘歌谣店’开张七八年以来第一件大事，不得不大书特书的!”言外之意，《吴歌甲集》的面世，顾颉刚的“第一把交椅”就坐的更稳了。从此，顾颉刚也便有了“第一把交椅”的学术地位和名号了。 在歌谣学的前辈们中，钟敬文的形象被重点言说。施爱东对钟敬文的民俗学道路做了追踪，认为他早期歌谣研究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对歌谣表现手法的探讨上。之后，因为“民间歌谣作为研究对象，其短小的篇幅以及简洁的内涵，不能提供足够的阐释空间和艺术深度，因而无法供给钟敬文长期的研究。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开始后，钟敬文的研究方向主要转向了口头散文作品。”这种解释尽管有些牵强，但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钟敬文早期民间文学的学术转向。另一篇以钟敬文歌谣研究为考察对象的，是《歌谣学的代表性成果———评钟敬文先生的客家山歌研究》。在此论文中，作者详细回顾了钟敬文关于客家山歌的调查与研究经过，分析了在此过程中钟敬文学术思想、学术规范、学术方法和学术风格的萌芽与发展；认为“钟敬文先生对客家山歌的搜集和研究具有引领现代民间文艺学学风的开拓意义。”具体而言，就是以往歌谣记录往往只是局限于歌词，而钟敬文则强调客家山歌音乐方面的记录，认为“客音”才是客家山歌的精髓。 刘锡诚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也给歌谣学运动提供了较大篇幅，他对此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北京大学成立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歌谣机构，即歌谣征集处和歌谣研究会，促成了轰轰烈烈的歌谣运动。这是在世纪之交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政治背景下运作而成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具有支撑意义的部分。歌谣学运动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端，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一开始就高扬平民口头文学的旗帜———口头文学一向被以贵族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睥睨，在建立中国崭新的文化和文学的伟大进程中，产生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影响。刘锡诚在论述这段历史时，主要是关注一些代表性学者的研究个性，一一清点他们在歌谣学运动期间的重要学术思想和人文关怀。值得注意的是，他除了专门论述到这一时期的著名学者，诸如刘半农、周作人、董作宾、顾颉刚等，还特别注意到了当时尚未引人注目、被其称作“乡土研究派”的学者，其中包括白启明、刘经庵、孙少仙、张思维、台静农、钟敬文、寿生等。刘锡诚以“人”为中心的审视视野极为开阔，在学术史的层面勾勒出早期歌谣学学者相对完整的人物谱系，尽管有些形象不够丰满，但大致轮廓还是比较清晰的。这种脸谱化的刻画，使得后人对这一时期歌谣研究者群体形象的印象更加全面和深刻。然而遗憾的是，作者对于后起的歌谣学学者则着墨较少，在其他六百多页的篇幅里，几乎难以寻觅到歌谣研究者的身影了。 与以上学者的眼界不同，还有些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政治人物，罗嗣亮就是其中一位。他“通过具体历史材料的微观分析，考证了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最初意图和运动过程偏离毛泽东意图的原因，并结合毛泽东生平对于民歌和诗歌问题的基本思考，较为全面地呈现毛泽东与这场运动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以毛泽东的相关言论为依据，将其塑造为新民歌运动倡导者的形象，另一方面又为我们还原了那狂飙突进的年代里，学术与政治微妙互动的情形，有助于我们理解学术背后的权力话语在歌谣传播方面的操控与运作。视角同样新颖的，还有岳凯华的研究。他并没有关注歌谣运动中的某一个人，而是考察了“五四”前后一批新文化运动先驱的思想脉络，揭示了他们之所以投身于歌谣学运动的思想动机。在他看来，促使两者结合的因素有：首先是得益于“走向民间”的思潮，其次是北大自由、民主、科学的风气，另外就是学者对于民间歌唱的热爱。而这一结合，不仅“促进了新文学面貌的改观和助长了新诗的文学地位”，也有利于“启蒙精神的表达和民众意识的复苏”。正是众多学者的共同参与，才使得歌谣学运动风起云涌，开启了中国现代歌谣学的先河。 原本现代歌谣学学者的形象是隐藏的，或说被他们生产出来的成果遮蔽了，他们把自己研究歌谣的成果推向市面之后，便退到了后台。后人关注他们的论著便足矣。然而，学术史却需要通过解读他们的论著和言论重塑其学者形象。现代歌谣学史绝对不是看不见学者的历史，除了常见的“某某学者的歌谣研究”路径之外，还应有意识地以塑造学者形象为学术目标，建立起“歌谣研究的某某学者”之论述范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