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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考释的怀疑精神与审慎态度 在读史中产生疑问，是治史进入研究状态的重要起点之一，进而怀疑古史记载的真实性，甚或怀疑某些史籍出于伪造或久被窜乱，都符合学术研讨之逻辑。当然怀疑是否可以确立，应须审慎研究。吕思勉早年接受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学说，史学观点贴近于“古史辨派”，曾经与童书业合作编辑《古史辨》第7册，但后来自我感觉康有为之说的明显失实，也不再融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取独立治史、自主思考的治学态度。然而，吕思勉保持了对于历史记载和古代史籍的怀疑和辨伪精神，但轻易不发表激烈论说和不卷入论辩争议。⑩ 吕思勉治史的怀疑精神，从《读史札记》多篇条目的论述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例如他对世间现存的汲冢《竹书》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指出：“汲冢得，固实有其事，然世之所传，谓其出于汲冢者，则不徒明以来之伪《竹书纪年》不可信，即其早于此者，如世所谓《古本竹书纪年》等，其不可信，亦未尝不相等也。”(11)对于《史记》、《汉书》等史籍所记述的《毛诗》传授系统、《尚书》传习学统等，一概否定，认为其诬妄不实。指出其说乖异，“而所举人名，又无一有行事可征验者，安得不令人疑而不信乎？”(12)对于《史记·儒林传》叙述《尚书》的传习源流，吕思勉从根源上彻底否定，什么壁藏古本、什么伏生90岁口授《尚书》二十九篇等，其记载显得自相抵牾，均为妄人窜乱《史记》之文，于是发出诘问：“伏生藏书，晁错断无不识之理。即谓不识，而伏生以《尚书》教，已非一日，岂并别写一本而不能？至晁错奉诏往受时，犹出壁藏之书以授之邪？”(13)因此，吕思勉认为今本“《史记·儒林传》之文，盖后人所窜”，(14)不可据信。接着又考辨关于鲁共王拆孔宅墙壁得古文《尚书》之说的荒诞无稽。似此与今文经学家疑古文经学造伪之说一致的见解，尚有多处，可见吕思勉虽然已对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倾向有所疏离，但仍然认为其中具有正确的主张，在学术上予以承袭和发扬。 认为古书记载并不可靠，是吕思勉的既定理念，于《读史札记》中反复强调“周初所传，本无信史，后人称颂，悉出文饰，虽诗人所咏，已非其实也”。(15)“古人学术，多由口耳相传，久之乃著竹帛，不审谛处甚多”，(16)“古人立言，大抵不甚精审，而又好为附会，故其说愈晚出者，则其失真愈甚”。(17)讲到史籍所记载的汉末名士时他说：“夫史之不可信久矣，亦何尝不多载虚誉？”(18)可见无论是对古代史籍纪事的整体估量，还是对具体史事记载的判断，吕思勉的怀疑精神，某些方面并不逊色于“古史辨派”中的诸多学者。 然而在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中，于史料的怀疑精神之内，还多具一股谨慎，特别体现于面对史料缺乏和众说纷纭因而难于判定的较大问题上，多不轻易主张持怀疑和否定。他说：“古书不容轻信，又不容过疑，要在分别观之，逐一加以审核也”，(19)这句话最能体现吕思勉在史料考释中的审慎态度。《尚书》中曾有一篇比伏生传授《今文尚书》更晚出现的《太誓》，自东汉时即被指为伪书，几无异议。但吕思勉综合梳理各种相关资料，却感觉“《太誓》固不存于经，然未尝不见于传也”。这固然难成定论，但足以自立一说，其谨慎护惜古籍旧说的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疑古派学者重点质疑的上古圣王，即黄帝至尧舜禹，是否真曾存在？极少看到吕思勉对这些问题的明确表态。观《读史札记》开篇对远古君王的考述，如《盘古考》、《儒家之三皇五帝说》、《炎黄之争考》、《禅让说平议》、《共工、禹治水》等，广引文献记述资料，其中神怪荒诞之说充斥，然不见作者的批判否定，反而试图从中挖掘可供采纳的“素地”。例如《炎黄之争考》在罗列古文献关于炎帝、黄帝、蚩尤之间战争的资料之后，结论是：“吾昔谓炎帝为耕农之族，好和平，黄帝为游牧之族，乐战斗，其说虽武断，然谓炎、黄之际，为世变升降之会，则亦不尽诬也。”(20)这就甩开炎、黄二帝是否确有其人的问题，而试图谨慎地利用传说材料做出另外的历史认识，对那些明显荒诞的传说、神话的资料，不忍举而废之。这种对待远古史料的态度，虽至今被许多学者认可和承袭，但其中有些主张，又极似为了摆脱康有为思想影响，或显示有别于“古史辨派”，因而刻意所为，这使其历史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留待后文加以论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