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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盘瓠：祖先传说与身份合法性的表达 对于落户闽东的畲民而言，运用身份制造(making identity)的策略来创造参与地方资源竞争的机会和进入地方社会生活的可能是文化适应的关键。尽管强调盘瓠出身，以“逃离”、反抗为初衷，或者以盘瓠认同来与汉人保持距离；与隐去盘瓠出身的，以融入为目的的向化策略可能曾经并存过，但是最终“盘瓠”、巫术传统和闾山道法的复合不仅形成了闽东畲族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信仰体系，而且成为他们分享生态、文化、政治资源，进入地方权力体系和社会生活的身份合法性表达。 盘瓠对于畲族的家族文化及其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在学界已有共识。有关盘瓠的传说在东汉时期成书的《风俗通义》《搜神记》等书中也有提及，多表述为“高辛之犬盘瓠，讨灭犬戎，高辛以少女妻之，封盘瓠氏”。尽管文字寥寥，但是已经言明盘瓠故事的基本梗概。然而，不论盘瓠这个由龙麒化身为御敌英雄乃至帝王驸马，在封地会稽山繁衍生息，并最终成为“盘、蓝、雷、钟”四姓祖先的故事，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历史叙事的蓝本，或是如同中世纪有关冰岛战酋的传说一样，是掌握书写话语的“作者”在口传故事的基础上，对他们理想中的英雄进行的改编和再造。显而易见的是，嵌入了历史心性的盘瓠传说，已然进入了这群被称之为“畲”的人群的核心历史记忆，并成为他们言说其身份合法性来源的历史表述范式和历史表征。 入清以来，政府开始对过去不入版籍的畲民编图隶籍并编甲完粮，成为编户齐民的“畲客”在获得进入国家体系的资格的同时，也须承担对国家赋役的义务。然而，畲民的向化之举不单来自国家力量的外部干预，在畲汉互动中畲民也表现出由内而外的向化之心，闽东畲民大修族谱就是强化自身身份合法性与向化之心的证明。 自清中期以来，闽东畲民大兴修族之风，常请来浙江平阳、瑞安一带的修谱专家遵照汉人族谱的体例进行编修。虽然难以分辨这是谱师的“模版”还是闽东畲民自身意志的体现，但是此番汉人眼中的主动向化之举，是“畲民之风渐与齐同”的重要举措。 这种积极融入的文化适应策略表现出隐去自身身份的倾向，并试图与作为非汉象征的盘瓠划清界限。例如，福州市罗源县八井村雷氏在道光十二年(1832)所修的《雷氏族谱》中，载文称： 雷氏之后，名人辈出、累世簪缨，若雷义、雷焕诸贤，后世闻者莫不倾仰。今人见其妇女异妆者，音响殊俗，而以为盘瓠之遗类者，乃谬乎……我朝康熙三十六年蒙郡侯恩准立功德碑，免雷氏、蓝氏、钟氏三姓丁甲差徭之例，迄今于后被其泽于不朽。 八井雷氏尽管仍称三姓拥有免除差徭的特权，却竭力抹去自身的“异族”特色，并着墨于家族的历史积淀与辈出之才俊，其用意莫过于以地方大族的姿态，争取地方公共资源分配和参与地方社会生活的话语权，同时不陷入因身份造成的被动与困境。不过，就算此举充满向化之心，其实仍是文化适应性策略的表现。2003年在八井村进行的民族志调查，也印证了村人经历了往日羞于提及盘瓠到如今不再忌讳的“心路历程”，并将这种不断反复的扬抑归因于对变化着的外部环境的调适。调查者相信在宗族组织、信仰体系保留完整的八井，“祖先崇拜从未变化过，变的只是外面人的看法和观念”。可见，“向化之举”实质上乃八井村人处理当时情境下群己关系的文化适应策略。 然而，在闽东大部分畲区的族谱中却极力强调盘瓠“血脉”，而且修纂年代越晚的族谱，盘瓠传说的细节通常也越丰满。福鼎市佳阳畲族乡双华村蓝氏从同治庚午年开始编修族谱，在从光绪己巳年、宣统己酉年到1949年以后的各版族谱中，都描绘了生动且细致的盘瓠传说。其中，在宣统年间编修的族谱中，有关盘瓠传说的表述是： “吾于蓝氏先世见之矣，蓝氏先世即高辛氏在位七十所封之盘瓠王，则大乎本天亢星辰精以降世非常之生也。得帝女以为婿，非常之遇也，因灭燕寇以策动非常之大功也。盘瓠王当其时之命居会稽山七贤洞生三男一女。高辛氏亲旨敕赐长姓盘名自能，二赐姓蓝名光辉，三赐姓雷名巨祐，女赘姓钟名志深敕封骑国侯。次名光辉即氏开基之鼻祖。蓝自得姓以来迄今五千余载，之生久矣。祖若宗之起家广东，分居浙闽等处者必有谱牒以记祖大功以传。久宗俾世椒衍瓜绵不失一本九族之谊”。 宁德市霞浦县溪南镇牛胶岭村是一个以蓝姓为主的小型畲族社区，在民国三年(1914)所修《牛胶岭汝南邑蓝氏族谱》谱序中，除了言明如何在明末沿海的迁界之乱中，从闽西上杭辗转到闽东霞浦落户的迁居史外，更是托“帝喾高辛氏皇帝敕封盘瓠王圣榜”之名，呈现了一个情节不断被扩展，细节不断被充盈的盘瓠传说。文曰： “高皇龙颜大喜，有此浩瀚功勋，……诏宣盘瓠上殿，敕赐石室宫沐浴，限七日夜化身成人，上朝受封谢恩。龙颜欢悦封为盘护王，……赐公主招亲同享山河沭……公主得生三男一女……赐长子姓盘名自能……赐次子姓蓝名光辉……赐三子姓雷名巨祐……赐女招亲陈知府子姓钟名至深……观广东会稽山七贤洞可以立都，晋封盘护王为忠勇王……以后子孙世代兴旺，散居创业，仍赐长刀木弩铁锄随身。各省府厅州县逢山开山，遇田开田永无差徭。代代子孙不纳粮税，皇皇水土离田三尺，离坟三丈，尽是皇子皇孙，火种之山田不干。百姓民户之事，如有坟茔田山与军民，人等同山降者，毋恃强争占掳掠。凡水陆、汜隘、关津、城镇、墩堡，经过者不许难刁截阻勒索财帛。任许执祖图公据报官历陈，依律施行究罪，须至券牒者”。 纵览流行于闽东地区的盘瓠传说版本，发现故事的脚本基本围绕着下列几点展开。第一，盘瓠平定蕃乱；第二，娶皇女为妻；第三，于封地会稽山生息；第四，四姓子孙因身为盘瓠之后，故享有不纳赋税和免除徭役之特权。显然，故事的核心在于说明畲民不纳赋役的合法性来源。实际上，流传于畲区的《敕赐开山公据》同样强调畲民之所以被免除差徭赋役的原因，云：“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给会稽山七贤洞《抚徭券牒》，付盘瓠子孙……永免杂役，抚乐自安。代代不纳钱粮……只望青山之中，刀耕火种，陛下敕赐御书铁券与盘瓠子孙……永免差役，不纳钱粮，永为乐也。” 在作为书写传统以及表达向心意识的畲族各姓族谱中，盘瓠不仅具有收宗聚族的作用，同时盘瓠作为非汉表征的色彩被有意淡化，带有王权和中原正统隐喻的“敕封”龙纹盘瓠形象被刻意建立起来。显然，这对宣称身为盘瓠之后的闽东畲族而言，盘瓠传说以及盘瓠形象的重新建立意在去除盘瓠本身和其后人在身份上的异化特征。 不过，对盘瓠出身的强调，很可能与“逃离”的初衷相契合。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中已述及畲民之境遇，言：“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因此，在政治与经济压力下，逃离成为摆脱生存困境的理性选择，“贫不能存，亡徙以走”便成为畲民“出走”山区的形象注脚。对于以逃离来应对时艰的畲民而言，盘瓠作为免除赋税和劳役，免受国家管控的依据。当成为斯科特口中所称“逃离国家的人”后，盘瓠还多了一种近似工具理性的属性，也就是说，盘瓠并非逃离的原因，而是逃离后选择的文化适应策略。 在分子人类学研究提出证明畲与苗、瑶之间同源关系的新证据之前，共享盘瓠传说被看作是支撑三者同源说的重要凭证。这批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夷，因为后来朝着不同方向迁移，分别成为苗、瑶、畲的先民。也许就像与畲同源的苗人一样，盘瓠也是闽东畲民建立其山居一方的无国家自治体系———“Zomia”的标识。 在工具论者看来，人类之所以出现普同性的结群现象，是因为人群的划分与生态资源的获取紧密相关。在以华夏为中心的人类生态圈形成后，帝国权力中心与边缘的人群处在一个以族群划分确定资源准入资格和资源分配标准的社会秩序下。或许随着逃离的初衷在定居化、本地化过程中的逐渐消退，祖先传说对于试图参与地方社会权利再分配的人群而言，愈来愈具有现实意义———既解释了各种客观上存在的“异俗”的合理性，也证明了获得地方社会权力话语以及参与地方资源分配的合法性。 因此，盘瓠传说的“制造”和言说，实际上是身为华夏边缘的人群得以进入地方社会生活、权利体系，获得生态、文化资源的文化适应策略。不仅如此，作为闽东畲民加入东南地域社会重构这场“权力游戏”时所使用的重要手段，“盘瓠”还进入了民间信仰的体系，作为固有的崇拜与巫法混在一起，并通过小说歌、祭祖仪式等文化展演的形式反复操演，最终成为闽东畲族历史记忆的核心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