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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中国“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的各相关学术领域，诸如考古学、文物研究、农具史、传统手工艺研究、民艺学、博物馆学等，予以初步扫描和概观的基础之上，可以发现“民具学”在中国物质文化研究之大格局中长期“缺位”这一基本事实。由于民具学是物质文化研究中最为基层和基础的部分，因此，其缺位就使得中国现有的物质文化研究难有深厚的底气。中国是民具的“宝库”，在中国大力发展民具学，不仅具有非凡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持续的“生活革命”浪潮中，无数民具沦为垃圾，仅有极少部分成为“文化遗产”，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大力开展民具学的研究，有必要对民具学导入中国之后的成长历程进行详细的整理。伴随着中国社会之物质文明的更新换代，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需要有更大的视野，亦即需要将民具学也纳入其中。 关键词：物质文化研究；民具学；文化遗产；物质文明 “物质文化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很有新意的学术领域。中国古代既有“博物志”记录的积累，也有“格物致知”的智慧传统，还有如赵明诚《金石录》那样的朴学路径，但近代以来，“博物”和“格致”逐渐向“科学”缓慢地实现着知识体系的转化，随后，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便基本上是在西方现代学术的影响之下，形成了诸如考古学、博物馆学、人类学及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技术与物质文化史、艺术史、工艺美术学等一些不同的“板块”。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在西方学术界逐渐兴起了跨学科的“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试图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术领域关于“物”的研究积累予以梳理和体系化。尽管这些努力始终面临着不同表述中研究视角、话语体系和不同用语以及关键词的交错、混淆和重叠，但它还是逐渐地在其当代“文化研究”中，发展出了所谓的“物质转向”。和较早时期以考古学和历史学（艺术史）的物质文化研究相比较，这一新的“转向”突出地强调“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它的社会生命史、符号性、语境性、文化关联性，以及它对于人的自我认同、社会身份建构等所具有的价值，甚至涉及“物性”对于人性的形塑等。近年来，这一“转向”也开始影响到中国，刺激中国学者也对物质文化研究相关的理论问题予以关注。韩启群教授引用了阿瑟・埃萨・伯格（Arthur Asa Berger）在《物的意义：物质文化导论》中的经典性说法，即正如“文化”的定义面临困扰，“物质文化”也有数百种之多的解说，且受到不同专业背景的影响，接着，他在自己的论文中整理了西方学者有关物质文化的多种定义，包括考古学家的说法（人类一切遗留物）、人类学家的说法（物质文化不是文化本身，而只是文化的“产物”），以及很多其他观点，例如，有的学者把物质文化局限于“人工制造”，但也有人主张，它还应该包括形成生活世界的所有自然物等等。显然，对应于不同的定义或界说，物质文化研究也就非常自然地形成了许多不尽相同的研究路径：从具体的物到抽象的物、从实用功能的物到表达功能的物，从富于技术含量的物到富于象征意义的物等等。 在学习和思考物质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时，笔者深感当前中国学术界亟需在积极借鉴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角的同时，还应该对中国自身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基本格局予以必要的梳理和总结。但每逢此时，也就难免会痛感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尚有一块巨大的“缺漏”，亦即民具研究的落伍。笔者相信，只有尽快地弥补这一“缺漏”，彻底纠正相关的认知偏见，促使民具学在中国有相当的成长，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才有可能逐渐和海外的物质文化研究真正实现接轨，并最终得以并驾齐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