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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宇主编的《关中民间器具与农民生活》一书，在中国近年来的物质文化研究成果中显得较为突出。和很多其他地域性的传统器物研究成果大多是“编纂”而成的有所不同，这本书主要是基于田野调查撰写的。作者们对于陕西关中地区十多个县几十个乡镇的上百个村落进行了实地踏勘，深入考察了木匠、铁匠、制秤世家、手工编制、豆腐制作等传统的手工艺行当，不仅对乡村的家常饮食、民居、仓储、老水车、农机具、手工纺织机等予以重视，甚至还对簸箕、笤帚、灯具、饴铬机等一些经常会被忽视的民具也予以专题调查，从而为我们理解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独特的角度和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坚持“忠实记录”的原则，该书除了文字记录，还通过测量、拍照、绘图、制表等多种形式，整理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故具有可靠的学术价值。 如果套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事象本位”和“地域本位”的说法，关于“事象”亦即个别专题的物质文化研究，例如，叶涛的《泰山石敢当》、山曼等的民间玩具研究、胡泽学的《中国犁文化》、朱尽晖的《陕西炕头石狮艺术研究》等等；或者关于地域本位的物质文化研究，例如，近几年相继出版的《闽台传统器具》、《东阳传统器具》、《湖湘民间生产生活用具》等等，确实都分别有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是，关于“社区本位”，亦即基层村落的物质文化研究仍然显得非常稀少。文化人类学家杨懋春教授早年曾经意识到农具改进的重要性，故在其大作《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一书中，有过一个简单的农具附录，他同时还注意到村民们通常并不自制工具，而是去集市购买；青年民俗学家詹娜的《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一书，也是以社区为背景，部分地经由农具探讨了乡土社会之农耕技术民俗的相关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青年民俗学家蔡磊采用村落民俗志的研究方法，对北京市房山区一个荆条编织品生产的专业村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由此探讨了乡村手工副业与村落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村落传统如何规定和制约手工副业的形式和规模，以及这种手工副业如何通过新的联结机制增进了村落的内聚等。除过这少数几个例外，中国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社区研究几乎全都不怎么关注民具。不久前，孟凡行的《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贵州六枝梭戛苗族文化研究》得以问世，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一个少数民族基层社区的民具学著作，它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三、民具的文化遗产 晚明江南文人文震亨撰写的《长物志》，乃是一部着力于品评鉴赏文人雅士之闲居生活所涉及物品的笔记体著作，它共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器几榻、具、衣饰、舟车、香茗等十二个部类，突出地展现出了明代文人所刻意追求的被认为是清新典雅的生活方式及其审美趣好。从庭院的园囿林池到室内的陈设雅趣，从起居坐卧到焚香品茗，无处不在显示文人雅士通过器物或陈设来建构品位和张扬情调的追求。但这部得到颇高评价、在中国古代造物设计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的著述却有一个特点，亦即文震亨在赏鉴一切物品尤其是器物时，无处不以标示其“雅”为准则，对于他认为“不雅”之物则极力贬损和摒弃。由于是将“雅”、“俗”对举，从而鲜明地表达了尚“雅”卑“俗”的审美理念。英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对文震亨《长物志》做了系统性的研究，并出版了《长物志——早期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一书，由于作者是出身于博物馆领域的研究者，故对于艺术品较为重视，换言之，他的这部被推崇为在中国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开风气之作的著作，也是集中对艺术类器物的审美解读，不同的是，他在揭示明朝文人通过对于雅致器物和情调的追求以建构其社会地位这些方面，很是值得称道。正是在文震亨所建立的那个器物审美传统的延长线上，对于雅致器物的研究得以成为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主流，这并不令人意外，但令人沮丧的是，普通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他们所使用或珍惜的那些被目为“俗物”的俗凡质朴的无数民具，则不仅被忽视，甚至还被不公正地遭到贬斥。这也许是真正的民具学研究原本就是无法在“民艺研究”和“传统手工艺”研究的框架之内获得实质性进展的缘由。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见解是“多数日常用品也应该认为是艺术品”，应该承认“它们的形状都具有艺术价值”，但孟凡行在贵州的苗寨所实际观察到的，却主要是人们对民具之功能的重视，以及对于民具的外形及装饰有意无意的忽视，那里的人们对于民具并没有特别的审美要求。的确，民具形状的朴素之美，那些类似木犁的各种曲线，竹编器皿的均衡纹路，以及家具的各种合乎“人体工程学”原理、以便于令主人趁手使用的民具的诸多特点，并非完全没有，但是，对于外部视角的研究者而言，符合或内涵所谓“美”的元素的民具，在当地非常稀少，除了因为嗜好，男人们不惜工本，选找曲度优美的“人面竹”制作的烟杆（烟具）之外，苗寨民具几乎都以质朴、实用、粗糙的面目示人。但即便如此，人们对于民具依然有着情感上的不舍，纵使不再使用的民具一般也绝少丢弃。 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其实也是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传统”，是典雅、华丽、有品位和为皇室、贵族及文人士大夫们所享用及推崇的雅致器物的传统，另一个则是“小传统”，它是为最广大民众所使用和倚重的民具的传统。民艺学和民艺运动的贡献，在于从俗凡的民具中发现了“美”，或挑选出一些被认为“美”的器具，将其作为艺术品来欣赏，但它对于那些没有被挑选上的“俗物”却并不关心。显然，那些被目为“俗物”的民具，确实是急需民具学方面的学者去重视和研究它们。德国的东方学家、艺术史学家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曾致力于在中国的汉字和印刷活字、青铜器、陶俑、瓷器、丝绸、漆器、建筑、书法、绘画、玺印等众多不同门类的“艺术”当中，发现能够贯穿“万物”的诸如“模件化”之类共通的要素。这个学术理路启发我们，如果能够将中国物质文化的上述“大”“小”两个“传统”均同时纳入视野，相信也有可能发现能够贯穿两者的诸如中国式“造物”的那些最为根本的原理或理念。 中国在世纪之交，迈入了全面实现“生活革命”的新时代。城乡生活革命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大面积的物质文化嬗变。一方面，回归传统和追求优雅生活方式的动向，促使中国传统器具尤其是逐渐衰落的古典家具等有了一些新的机遇，但另一方面，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全中国朝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迅猛转型，则促使大量的传统农具和俗凡的生活用具日渐被工业产品所取代。都市型生活方式的普及，推动了人们日常使用的生活用具的更新换代，于是，大量的传统民具便被废置甚或抛弃。换言之，在剧烈的社会及文化变迁过程当中，传统民具的去向和命运正日益成为令人担忧的问题。无数普通俗凡的民具不仅是特定时代、特定的地域或社区、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亦即文化的物证，而且，它们还承载着中国亿万庶民的生活智慧和情感，因此，理所当然地，民具应该就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民具的散失、废弃或零碎化，自然就会走上成为古董甚或垃圾的命运，但民具如果呈现出组合的形态，或是成为具有明确的社区群景的民具群，那它们就能够成为社区博物馆的收藏和社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以及地方文化的物证，也才能够成为毫无疑义的文化遗产。这方面，日本民具学中的“只见模式”，亦即动员社区居民，认真地搜集和整理本社区那些已经不再使用的民具，使之以民具组合和民具群的形态，成为社区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进而再将其登录为日本国家级的有形民俗文化遗产的经验，很值得中国去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