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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近些年在中国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纠正了过往只重视“文物”的较为狭窄的文化遗产观。但也无可讳言，有些媒体人士和少部分学者过于强调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属性，不仅把文化的“有形”和“无形”加以割裂，甚至还对“非物质”的表述产生了误解、误读，似乎只有“非物质”，才是真文化。其实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原本只是作为国家文化遗产行政的“工作概念”做出了过度阐释，并且将其本质化了。这种理解当然既不利于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健康发展，也会妨碍对于文化的全面性认知。实际上，文化既有物质的层面、物化的形态或载体，也有非物质的内涵和意义，而它们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因此，各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常就是离不开采取物化的形态，例如，采取博物馆展示的方式，就必须依托各种包括传统民具在内的征集物；与此同时，对于传统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的研究，当然也不会只停留在其物化的形态或材料、造型的层面，而是需要揭示它所承载的技艺、身体感觉乃至于情感。换言之，民具研究的本义原本就应该包括深入地探讨民具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包括民具与环境的关系、民具所体现的民众生活智慧、民具所承载的族群历史和身体技艺等等。 目前国家大力推动的“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正在实质性地促进着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在物质层面的进一步变革，因此，传统民具之日益趋于衰微乃至于进一步流失的可能性也就不容忽视。所以，加紧民具的调查与研究，其实也就是对于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作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反倒也有可能为民具研究和传统民具的保护带来新的机遇。因为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之“新”，就在于要“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于是，乡愁情感所得以寄托和依存的老房子、老物件、传统民具等，就都会成为“宝贝”，更加受到青睐。在笔者看来，只有把无数的传统民具，尽可能多地保存在基层的村落社区或地域社会之中，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或慰籍最大多数城乡居民的乡愁情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个地方凡是有条件的村落或村镇社区，如果都能够对传统民具进行必要的“在地保护”，就将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乡愁可以依凭的实物根据，也可以为子孙后代保存最大宗的文化遗产，从而为社区的文化传承作出贡献。中国各地大量涌现的民俗博物馆，如果能够树立起超越“民俗文物”和“传统手工艺”之类的理念，真正对俗凡却又传统的民具也予以重视，则其可能收藏和展示的物质文化和乡土生活的幅度和深度，都将会更上一个台阶。显而易见，把传统的民具中那些具有艺术感的器物带离它们所属的社群或地域社会，将其在完全不同的其他文脉下用来点缀的民俗主义实践，虽然也有文化创意之类的意义，但相比起来，把它们保存在基层的社区博物馆或陈列室里，成为社区居民生活历史的见证，则要更加适得其所。 伴随着中国民众所享有的物质文明的全面提升，物质文化研究的界域当然不能为民具的概念和民具学的思路所局限。例如，当物质文化研究面对现代社会之家用电器已然普及的现状时，研究者也必须与时俱进，予以正面回应。汪民安教授基于个人生活中的使用经验，认真地思考被家用电器所形塑的家庭空间，他对于人与家用电器的关系的分析，以及对于家用电器之文化功能的追问，进而对于机器为人带来的解放、对人的控制和促使社会分层等多方面的探讨，笔者认为，其实都是有可能与来自民具研究的结论形成呼应和对话的。更进一步，还有手机导致的社会变迁，不只是信息的便捷化，更有促成社会的“个人化”。那么，人拥有一件民具和拥有一部手机，究竟会有哪些不同呢？虽然民具学通常是把民具在与现代工业产品进行了区隔之后予以定义的，笔者依然相信，民具学不应该在现代社会止步不前，我们经由民具研究所获知的那些关于“人”与“物”之关系的智慧，多少还是能够且应该被延伸至对于人与手机之类关系的阐释之中。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