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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市之耻 给世纪之交的美国城市带来耻辱的不仅仅是贫民窟和种族隔离等表面上的丑陋，更主要的是城市中乏善可陈的人文环境，是明目张胆的腐败和犯罪。贫穷与腐败都是犯罪的温床，共同构成美国历史上的所谓“城市之耻”。《麦克卢尔》杂志的主笔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Joseph Steffens，1866-1936)在他的《城市之耻》(The Shame of the Cities)中揭露的主要是大都市人文环境的恶化。他的美国城市调查始于圣路易斯，接着是明尼阿波利斯，然后是匹兹堡、费城、芝加哥、纽约。斯蒂芬斯在把他发表在《麦克卢尔》杂志上的调查文章结集出版时介绍说：“以杂志文章的篇幅覆盖任何一座城市的市政全貌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选择一些可以在某个或某些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这样圣路易斯代表了贿赂；明尼阿波利斯是警察受贿；匹兹堡是一架政治与工业机器；费城是一般性市政腐败；芝加哥诠释了改革；而纽约则是一个好城市。”(43)这是斯蒂芬斯选择上述几个城市做调查的初衷，他的主要目标还是放在市政管理上。 1903年1月，斯蒂芬斯将笔触伸向密西西比河上游最大的都市明尼阿波利斯。这个主要由新英格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瑞典人和挪威人共同建立的城市，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中西部的商业中心，人口达到20万人。镀金时代的明尼阿波利斯也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当淳朴的新移民走向田野，留在城里的多是“三教九流”之辈。而管理这个城市的多半是一些憎恨和抵触法律的人：“他们是游手好闲的人，酒馆老板，赌徒，罪犯和全国最不节约的穷光蛋。”(44)被他们选出来领导这个城市的是医生艾尔伯特·阿朗索·埃姆斯(Albert Alonzo Ames)。从埃姆斯的个人背景和从政经历可以看出制度与文化环境对人的致命影响。 埃姆斯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清教徒家庭，但从小在自由、宽容的环境下长大，坚持言行自由，因此在他身上没有一点清教徒的影子。内战中他曾经参加明尼苏达志愿步兵营，退役后随其父亲在明尼苏达从医，曾经到加利福尼亚主编过一本杂志，但在他父亲1874年去世后就回到明尼苏达继承其父在那里的医疗事业。“埃姆斯医生高大、正直、令人愉快并很有魅力。他们给他投票就是冲着他的微笑。”(45)埃姆斯的人缘不仅来自于他的个人魅力，更重要的是他急公好义、慷慨大度的名声。他同情穷人，经常免费为他们诊治，他的“好人”(good fellow)名声应该从这些善行中获得。但埃姆斯还有另一面：“埃姆斯不仅仅是弱者和穷人的阳光，他还是邪恶和堕落者的避风港。如果一个人酗酒成性，这位好医生会再敬他一杯；如果有人偷了什么东西，医生会帮助他逃脱惩罚。他天性爱慕虚荣；广受欢迎更助长了他对赞许的热爱。”(46) 无论是作为好人还是好医生，埃姆斯在明尼阿波利斯都广受欢迎。他在1875-1876年就被选进市政务会(City Council)；1878年被任命为市卫生官员。他在1876年、1882年和1886年三度当选明尼阿波利斯市长。虽然也有官场上的失意或者政治角逐中的失利，仍不失为明尼阿波利斯历史上卓有影响的人物。但斯蒂芬斯关心的是他如何治理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城市，这位好人市长治理下的明尼阿波利斯又是什么样子。斯蒂芬斯这样写道：埃姆斯并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他是一个“挥霍者”，而不是一个“贪污者”，他犯的腐败罪主要是通过代理人完成的；他获得了荣誉，却把胜利成果交给他的追随者去分享。他的治理并不比最坏的更坏。但现在，他开启了腐败生涯，其深思熟虑、发明创造和贪得无厌的程度可谓天下无双。好像他已经下定决心，从前的漫不经心已经足够长久了，最后几年要捞一把。他把这个城市交给一些不法分子，这些人在警察的指挥下为他的统治利益服务。他的弟弟在菲律宾战场上因胆小如鼠而声名扫地，却被他任命为警察头子，并给他找了一个当过赌徒的助手诺曼·金(Norman W.King)担任侦探头目。金的计划是招募一批明尼阿波利斯的窃贼、骗子、扒手、赌徒，并释放一些还在地方监狱里的在押犯，将他们按照职业分成不同的小组，再将探警分派到各小组帮助和指导他们。一个赌场辛迪加的头领负责赌博业、订立协议和收取“贿赂”；金和希尔队长负责向窃贼收钱；一个叫埃尔文·加德纳(Irvine A.Gardner)的家伙，原来是诊所里的医学生，现在编为特种警察，专门负责从城里的妓女那里收取罚金。然后他们对警察队伍进行整编，从225名警察中选择一批能够信任、听话的，收他们一笔留职费继续服役，其他107名好警察都被开除出警察队伍。一个名叫约翰·费希特(John Fitchette)的家伙，原来曾开了一家臭名昭著的咖啡店而经常被称为“咖啡约翰”，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警队队长，上任后除了出卖警队的官职外就没有别的任务。可以想象，明尼阿波利斯在他们的管理下的治安情况，一切非法的勾当只要按潜规则交上贿赂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招摇过市。 对警察来说，收取明妓暗娼的钱是最容易的。妓院在明尼阿波利斯是得到默许的，妇女们每月要到市政厅去交100美元“罚款”。然而，为了得到第一手“贿赂”，加德纳说服这些妇女，以开糖果、香烟店等形式，前台将糖果卖给孩子，后台经营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唯一的要求是，她们要给市长交一笔钱。这些为生活所迫出卖肉体的妇女不仅要缴纳各种费用，还要把自己的珠宝首饰拿出来贿赂警察。终于，市长动了恻隐之心，摆出他过去同情被压迫阶层的老面孔，声明说每月100美元的罚款对这些妇女来说太多了，要改为两月付一次，因为交给市政厅的钱不在市长关心范围之内。他还派出两名医生经常到妓院检查卫生，每次要收取5-20美元，检查只是纯粹的形式，收钱才是目的。(47) 明尼阿波利斯在埃姆斯的管理下治安状况与社会风气自然是江河日下。1902年4月，在哈维·C.克拉克(Hovey C.Clarke)领导下的大陪审团开始调查市政府及其官员。克拉克先从外围下手，这年6月对市长的弟弟弗雷德·埃姆斯、加德纳等埃姆斯集体的核心成员提起公诉。埃姆斯开始还想逃避并守住权力，后来看到防线已经崩溃，在外地宣布他从1902年9月6日起辞去市长职务，并为逃避调查东躲西藏。1903年2月16日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从新罕布什尔的汉考克报道《前市长被逮：明尼阿波利斯的埃姆斯医生在一位牧师家中被发现》：“已经精神崩溃身体衰竭的埃姆斯医生，明尼阿波利斯的前任市长，因被指控受贿而受到追捕。今天在一位当地牧师家中被发现，并被曼彻斯特警察局长多安逮捕。”(48)不过，该报道也顺便提醒，预计审讯埃姆斯的工作不会顺利，因为“他仍有很多朋友和充足的财源，要想在明尼阿波利斯将他送上审判席将会经历激烈争议”(49)。结果，埃姆斯还是受到了审判，罪名是接受一位妓女600美元贿赂。他因而被判有罪，要在明尼苏达州监狱中服刑6年。后经上诉后，刑期被取消了，但他从此一蹶不振，郁郁而终。 明尼阿波利斯之耻与埃姆斯的悲剧看上去都是19世纪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产生的副产品。一个快速转型的社会，在新的价值观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之前，旧的价值体系已经摇摇欲坠，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会感到无所适从；全新的城市环境让守法者谨小慎微，也让冒险家们如鱼得水，不知底线。因此，人们往往能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看到最不可思议的乱象，如埃姆斯在明尼阿波利斯所为。纠正这样的乱象既需要法治，也需要以记者、作家为主体的广大知识分子揭露黑暗，彰显正义，为推动社会改革摇旗呐喊。作为一种新的新闻形式，斯蒂芬斯的调查新闻揭开了进步运动时期黑幕揭发行动的帷幕，一些新闻记者、作家纷纷效尤，加入揭黑运动，调查范围也由城市管理层面的政治腐败扩及转型社会的各种腐败现象。譬如，1907年4月《麦克卢尔》杂志上刊发了乔治·基比·特讷(George Kibbe Turner)的一篇文章，旨在找到芝加哥等城市高犯罪率的根源。作者开篇即称：过去一年，“犯罪浪潮”席卷芝加哥、旧金山和匹兹堡等三大美国城市。在这些城市里，“妇女被殴打，男人被谋杀，甚至通票街车(street-cars)也被拦路抢劫，冷漠如入无人之荒野边陲”。作者因此质疑，“是什么势力在支持这些犯罪?什么力量隐藏在美国的城市中，将它们拖入半野蛮状态?”(50)在芝加哥，他既发现了围绕酒精饮料走私而形成的官商勾结的犯罪链条，也将芝加哥的高犯罪率归因于人们的酗酒恶习。就像进步运动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貌似客观理性的分析一样，这篇文章的作者毫不隐瞒他对新移民和黑人劳工的偏见：“这些突然从贫困和严苛的警察权威中解放出来的欧洲农民，这些来自南部农村的残暴的黑人——尤其是后者，制造了惊人数量的野蛮犯罪，开始限于他们自己的种族，后来看到各处都缺少适当的防范之后，他们将犯罪扩大到社会大部。或许这些家伙都在文明的道路上行进不远，但芝加哥的环境让他们回到一种城市野蛮形式，而不是他们过去历史上表现的和平与规矩。”(51)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中的各种丑陋现象关联起来。资本主义野蛮发展的制度性缺陷导致社会上层的腐败和下层的犯罪率同时增长，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推动政治进步和社会改革，另一方面也将很多城市问题盲目地归因于身处底层的黑人、少数民族和新移民，在种族歧视和排外浪潮中推波助澜。 六、余论 发生在19世纪美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都可能在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找到类似的案例，也就是说，人类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给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和社会带来的问题是相似的，其中包括贫富分化、族群歧视、垄断横行、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等等，而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方式方法，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在美国，面对工人、农民的汹汹抗议活动，知识分子加入其中，担当起揭发黑幕、重建道德的社会责任，进而推动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立法，形成所谓进步运动。然而，在这场改革运动中我们也发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批中产阶级精英，以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自居，对当时诸多问题的观察和批判经常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带有强烈的种族、文化和阶级偏见，给社会改革留下不少死角，这是面对类似问题的其他国家和社会需要引以为戒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