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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元前5世纪同盟内部平衡格局的维持 在古希腊历史上，公元前5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一方面希腊本土的诸城邦团结起来共同战胜了入侵的波斯，希腊人的民族认同也逐步形成，战后城邦走向繁荣；另一方面繁荣的背后又隐藏着危机，城邦间冲突不断，最终爆发了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个繁荣和战争交织的世纪里，希腊本土的政治格局不断变动。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凭借着强大的海军以及提洛同盟的力量，迅速崛起为强大的城邦。这导致希腊本土传统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动，由原先的斯巴达独霸转变成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其他城邦多依附于这两个城邦，由此形成两大城邦集团。两者因相互竞争而爆发了冲突，最终导致了波及希腊多数城邦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战败，斯巴达再次成为希腊世界的唯一霸主，希腊的政治格局又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总之，斯巴达与雅典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政治活动的主导力量。斯巴达与雅典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争夺势力范围上，还体现在争夺泛希腊宗教组织领导权上。具有泛希腊性质的德尔斐近邻同盟成为斯巴达与雅典进行力量角逐的舞台，见证了二者力量在希腊世界的此消彼长。但从整体上看，这时还没有出现一邦独大、控制同盟的现象，同盟议事会还具有一定的制衡能力。 波斯入侵希腊时，德尔斐近邻同盟的北部成员色萨利人、佩莱波伊人、马格尼西亚人、多罗比亚人、埃尼亚那人大都未经抵抗就臣服了波斯人，有些还编入了入侵者的军队(19)。位于彼奥提亚的底比斯人虽然加入了抗击波斯的希腊同盟，却在古典时代留下了通敌波斯的恶名。经一些学者推算，当时同盟约有三分之二的成员通敌波斯(20)。希波战争结束后，斯巴达试图改组同盟议事会从而达到控制同盟的目的，但遭到雅典的强烈反对。据普鲁塔克记载：“在近邻同盟议事会上，拉栖戴梦人提议将那些未参与对波斯作战的城邦从议事会中开除。”(21)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在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上发言，指出若将色萨利人、阿尔戈斯人与底比斯人从近邻同盟中开除，则同盟将为少数大邦控制。地米斯托克利的发言改变了代表们的态度，斯巴达的提议最终未获通过。当时雅典虽然已成为强邦，但实力上稍逊于斯巴达，无法与斯巴达直接争夺德尔斐近邻同盟的领导权。为了维持同盟议事会中的平衡格局，避免同盟被斯巴达控制，雅典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联合同盟的其他成员一同挫败了斯巴达的政治企图。 为纪念普拉提亚战役的胜利，希腊人曾向德尔斐圣所捐献了一尊三足鼎。斯巴达摄政王波桑尼阿斯在鼎上镌刻了“希腊人的最高统帅，波桑尼阿斯，在其击败波斯人后向阿波罗神捐献了此件纪念物”(22)。此举引起了共同对波斯作战的其他城邦的不满。普拉提亚人因而在近邻同盟中指控斯巴达人，要求对他们处以巨额罚金。斯巴达被迫将波桑尼阿斯镌刻在三足鼎上的文字除掉，刻上对波斯作战众城邦的名字(23)。 三足鼎事件看似一件寻常之事，却折射出德尔斐近邻同盟的政治影响力是附着于其强大的宗教威望之上。此事件的主角之一是小邦普拉提亚，它之所以选择近邻同盟作为申诉的对象，是因为近邻同盟具有强大的宗教影响力。斯巴达当时是希腊世界的霸主，本可以不顾及近邻同盟的裁决，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近邻同盟的决议。一方面是迫于近邻同盟的强大宗教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斯巴达在同盟议事会中的影响力有限，不足以改变议事会的决议。因此对斯巴达人而言，接受近邻同盟的决议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政治因素与宗教因素在三足鼎事件中交织起来，最终导致了斯巴达政治上的让步。 斯巴达试图扩大在同盟中影响力的两次尝试都因其他城邦的干预而失败，不仅未能达到既定的目的，反而致使自身的声誉受损。但斯巴达并未因此停止在同盟中的活动。公元前5世纪中叶，德尔斐城邦与佛西斯因争夺德尔斐神庙的管辖权而爆发了一场战争，史称第二次神圣战争。这原本是一场地区性的冲突，却因斯巴达与雅典的介入而升级为集团间的战争。交战双方分别向斯巴达与雅典两城邦寻求援助。雅典希望借助盟友佛西斯的力量扩大在中部希腊的势力范围，而斯巴达人则力图阻止雅典势力在中部希腊的扩张。斯巴达控制德尔斐神庙后，将神庙交给德尔斐人管理；当斯巴达人撤走后，雅典人在将军伯利克里的率领下向德尔斐进军，控制神庙之后，他们将神庙的控制权交给佛西斯人(24)。双方围绕着德尔斐神庙的管辖权之争而僵持着，最终因雅典在克诺尼亚(Coronea)的战败而结束。依靠斯巴达人的力量，德尔斐城邦保住了对德尔斐神庙的管辖权。 第二次神圣战争结束后，德尔斐近邻同盟的成员构成发生了变动。德尔斐人可能于此时正式加入同盟，获得与佛西斯人同样多的代表席位(25)。德尔斐人的两个席位来自于佩莱波伊人与多罗比亚人。根据公元前4世纪铭文的记载(26)，佩莱波伊与多罗比亚两个部落已经合为一个代表单元，在同盟议事会中共享两个席位。据此可推测，佩莱波伊人与多罗比亚人失去的两个席位已经转移至德尔斐人手中。同盟议事会成员的变动无疑是希腊强邦政治博弈的结果。斯巴达因与德尔斐人交好而在同盟议事会中取得一定的优势地位。 此外斯巴达还通过部落代表席位的重新分配来提高自己在同盟的影响力。赫拉克利亚因邻近雅典控制的优卑亚半岛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成为斯巴达牵制雅典的重要军事据点。不久在斯巴达的运作下，赫拉克利亚在同盟议事会中占有一个代表席位。赫拉克利亚城邦是多利亚人创建的子邦，从族群上来说，应算作是多利亚人的城邦。从地理上来说，它位于马利斯地区。根据公元前4世纪的铭文记载，赫拉克利亚是作为马利斯部落的城邦而在同盟议事会中占有一个席位。古希腊的城邦与其建立的子邦之间常保持文化、宗教、亲缘上的联系。尽管赫拉克利亚在同盟中占有的席位来自于马利斯人，但其亲缘上则更接近多利亚人。实际上多利亚人在议事会中已经占有三个席位，比雅典所属的伊奥尼亚人还多一个席位。 总之，德尔斐近邻同盟在公元前5世纪时已经成为希腊诸城邦政治博弈的舞台。城邦间的政治、军事竞争与冲突以不同的形式在德尔斐近邻同盟中继续进行着。一些城邦已经意识到德尔斐近邻同盟可以成为扩大自身影响力、提高政治威望的一种手段。当时利用近邻同盟进行政治博弈的不限于雅典、斯巴达，还有一些弱小的城邦。不过小城邦之间的政治博弈常会将雅典与斯巴达卷入其中，最终演变成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政治博弈。强邦间的政治博弈具有零和博弈的特点，雅典与斯巴达都企图削弱对方在同盟中的影响力。斯巴达曾试图通过直接改组同盟议事会的方式来控制它，但遭到了失败。斯巴达最终找到了改变议事会中政治格局的有效途径，从而扩大自己在议事会中的政治影响力。不过当时的希腊强邦在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中并未占据绝大多数席位，能施加影响的往往是那些与自己交好或族群身份相同的城邦。因而这一时期近邻同盟还具有一定的制衡能力，它可以对希腊诸城邦施加政治或宗教的影响。由于传统的宗教影响力仍然在起作用，强邦不得不接受德尔斐近邻同盟的裁决。这也说明当时近邻同盟中的城邦格局尚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