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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元前4世纪同盟内部政治格局的失衡 公元前4世纪是希腊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时期，城邦间的政治博弈较之此前也更为复杂。底比斯霸权的兴衰、马其顿进入中部希腊是公元前4世纪的重要事件。此时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中的格局已呈现出与公元前5世纪截然不同的情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议事会的原有格局被打破 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打败斯巴达，一跃成为希腊世界的新霸主。原先依附于斯巴达、雅典的众多城邦转而依附于底比斯。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中原有的平衡格局被打破，底比斯在其中占有绝对性的优势。据色诺芬记载，公元前370年底比斯曾率领盟友进攻拉哥尼亚(27)，盟友中佛西斯人、罗克里人、马利斯人以及色萨利人都是近邻同盟的成员。底比斯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灵活的外交策略，与近邻同盟的这些成员结成政治上的盟友，从而控制了同盟议事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据Simon Hornblower研究，公元前4世纪的60年代，底比斯已在德尔斐近邻同盟中居于主导地位，“近邻同盟的24个代表席位，已有22个为底比斯或其盟友所占有，只剩下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多利亚人的两个席位。甚至这最后的一个席位有时还落入底比斯的伯罗奔尼撒盟友手中。”(28)自此近邻同盟在底比斯的控制下政治性日益凸显，沦为底比斯扩大政治影响力、维持霸权的一种工具。底比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娴熟地运用近邻同盟的司法职能大肆打压竞争对手(29)。 (二)同盟开始介入城邦内部事务 公元前363年德尔斐近邻同盟召开议事会，通过了放逐德尔斐城邦公民阿斯特克拉特斯(Astykrates)及其同伴的决议。阿斯特克拉特斯等人被迫逃往雅典避难。雅典曾为此专门颁发了一则法令，授予这些流亡者以政治、经济权利，其中阿斯特克拉特斯被授予雅典公民权，享有免税待遇，其他人员则被授予同等公民权(isopoliteia)(30)。传统上认为这是近邻同盟直接干预成员城邦内部事务的唯一一则案例。虽然近邻同盟此前有过惩罚城邦个体公民的事例，但往往是些涉及德尔斐圣所的宗教案件。雅典在法令中声称近邻同盟作出的决议与“近邻同盟的法律相悖”(31)。 学界对阿斯特克拉特斯等人遭流放一事有着不同的解释。H.Pomtow认为阿斯特克拉特斯及其同伴因亲佛西斯而遭到放逐(32)；L.M.Gluskina则认为近邻同盟是在底比斯的授意下作出了放逐阿斯特克拉特斯等人的决议，底比斯此举直接针对的是雅典和斯巴达，而非佛西斯(33)；此外John Buckler认为底比斯并未介入德尔斐城邦的此次内乱，“德尔斐城邦与佛西斯间长久以来的紧张关系以及德尔斐城邦与德尔斐近邻同盟间密切的政治联系”是此次事件爆发的重要背景(34)。 纵观德尔斐城邦公民遭放逐事件的始末，笔者认为诚如雅典法令所言，本次事件并不是一起宗教案件，而是德尔斐城邦内部政治斗争所引发的政治事件。德尔斐近邻同盟对成员城邦的内部事务施加了直接的政治影响。这表明德尔斐近邻同盟的确具有政治性。虽然底比斯并未直接参与这一事件，但事件的最终促成无疑与之相关。当时底比斯控制着近邻同盟，若没有它的支持，同盟议事会很难通过放逐德尔斐公民的决议。德尔斐城邦因而与底比斯城邦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于公元前360/359年授予底比斯城邦求神谕的优先权(promanteia)(35)。德尔斐城邦在政治上得到底比斯的支持，于是以授予宗教特权的形式回馈底比斯城邦。 (三)同盟沦为大邦操纵的政治工具 底比斯在霸权兴起的初期并未认识到德尔斐近邻同盟具有政治影响力。它从德尔斐公民被放逐一事中意识到这个组织可以为自己操纵和利用。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底比斯凭借自身在近邻同盟中所具有的优势，利用宗教契机大肆打压对手，维持日益衰落的霸权。这在曼提尼亚之战以后显得尤为明显，底比斯指控斯巴达事件便是一个例子。 有关底比斯在近邻同盟中指控斯巴达的记载出现在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的《历史文库》(Library of History)中。他在叙述公元前355/354年的历史时写道：“当底比斯人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打败拉栖戴梦人后，一方面他们在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上控告拉栖戴梦人占领底比斯卫城卡德麦亚一事，拉栖戴梦人被判处一大笔赔款。另一方面，佛西斯人则因耕种大片神圣土地而在近邻同盟议事会上遭到指控，并被处以一大笔塔兰特的罚金。”(36)当他讲述公元前354/353年的历史时，又复述了这两件事，不过内容上稍有差异。“在留克特拉战役中底比斯人打败了敌人，之后他们在近邻同盟议事会前提出针对斯巴达人的指控，控告斯巴达人腓比达斯占领底比斯卫城卡德麦亚，近邻同盟判处斯巴达人500塔兰特的赔款。当斯巴达人收到判决且未能如期支付赔款时，底比斯人再次控告他们，这次赔款数额翻了一倍。当近邻同盟将赔款数额定为1000塔兰特时，斯巴达人因赔款数额巨大而作出与佛西斯人相似的陈述，抱怨近邻同盟针对其所作的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37) 斯巴达占领底比斯卫城发生在公元前382年，斯巴达将领腓比达斯趁着底比斯人庆祝地母节(Thesmophoria)而占领卡德麦亚(38)。狄奥多罗斯说：“底比斯以此种方式失去了独立，被迫听命于拉栖戴梦人。”(39)对底比斯而言，斯巴达武力占领卡德麦亚不仅导致其政体发生变更，也削弱了它在彼奥提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而斯巴达此举无疑违反了公元前386年大王和约的相关条款，也招致时人的批评与指责(40)。至于底比斯指控斯巴达一事的发生时间，学界目前还存有争议(41)，不过笔者倾向于认为它发生在公元前361年。此时距斯巴达占领底比斯卫城已过去了约20年，底比斯人为何要旧事重提，在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上控告斯巴达人？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曼提尼亚战役之后，底比斯霸权呈现衰落之势，已经不能与斯巴达等对手直接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底比斯需要以其他方式来维持衰落的霸权，宗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手段，而且它也有合理的借口。地母节是希腊人纪念德墨忒尔女神的女性节日，德墨忒尔女神是德尔斐近邻同盟的保护神，因而底比斯趁机控诉斯巴达人占领底比斯卫城一事。加之底比斯在同盟议事会中占有绝对优势，最终同盟作出了对斯巴达人不利的判决。 实际上底比斯并不是想要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而是想借机取得政治与外交上的胜利。若能将斯巴达从近邻同盟议事会中开除，既可以削弱斯巴达在同盟中的影响力，也可以动摇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地位(42)。不过斯巴达并没有执行近邻同盟的决议，也未被从同盟逐出，但遭至其他城邦的憎恨(43)。底比斯实现了部分目的，借助宗教手段打压了斯巴达。不过底比斯利用宗教手段打压对手的行为也招致时人的指责。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普拉提亚人》中假借普拉提亚人之口批评底比斯人的所作所为(44)。此事件表明近邻同盟已沦为大邦操纵的政治工具。同时也反映出它对强邦施加的政治影响十分有限。底比斯利用宗教手段打击对手还有其他的例子，此处不再详述。 (四)内部危机导致马其顿的介入 公元2世纪的罗马作家查士丁在《庞培乌斯·特洛古斯〈腓力史〉摘要》(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一书中写道：“至于希腊的城邦，它们试图将自身的统治推行至每一个城邦，最终却失去自行统治的能力。由于没有限制，它们走向相互毁灭。”(45)这或许可视为对第三次神圣战争中希腊诸城邦的客观评价。第三次神圣战争是由宗教事件引发的政治性事件，希腊许多城邦卷入其中。战争不仅使得同盟内部陷入危机，而且也改变了希腊本土的城邦格局，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希腊后来的政治走向。 第三次神圣战争的起因是佛西斯人耕种了德尔斐圣所的神圣土地。据狄奥多罗斯记载，“佛西斯人则因耕种大片神圣土地而在近邻同盟议事会上遭到指控，他们被处以一大笔塔兰特的罚金。当佛西斯人未能执行近邻同盟的判决时，近邻同盟的官员希耶若姆那蒙再次控告他们。希耶若姆那蒙表示，若佛西斯人不向神明支付赔金，将对他们的土地下诅咒。”(46)传统观点认为是底比斯人在德尔斐近邻同盟前控告了佛西斯(47)；还有观点认为是德尔斐人指控了佛西斯人(48)。虽然无法确定是谁指控了佛西斯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德尔斐近邻同盟的施压引起了佛西斯人的恐慌，进而促使第三次神圣战争爆发。近邻同盟内部的成员分为两派。佛西斯人武力占领德尔斐圣所，打破了中部希腊原有的政治格局，威胁到底比斯在中部希腊的霸主地位。底比斯以德尔斐圣所的保护者自居(49)，积极组织联军与佛西斯作战。不过长达十年的战争使得交战双方精疲力竭，最终在马其顿的介入下才结束了战争。 希腊本土的政治格局在战后出现变动。首先底比斯的霸权彻底终结。战争中底比斯打着解放德尔斐圣所的旗号，得到众多城邦的支持与援助，但随着实力的衰退，它并不能解放德尔斐圣所并结束战争，最后不得不向北部的马其顿求援。这与底比斯霸权鼎盛时期的状况截然不同。底比斯虽是战争的胜利者，但所获甚少。其次马其顿的介入改变了希腊本土的政治格局。第三次神圣战争为马其顿的南进提供了契机，随着底比斯霸权的终结，希腊的城邦已无法抗衡强大的马其顿王国，中部希腊的城邦开始处于马其顿的阴影之下。 同盟议事会的成员也因第三次神圣战争而发生变化。战后佛西斯被逐出同盟，丧失了相应的权利；腓力及其后代则被纳入同盟，占有佛西斯人的两个代表席位(50)。斯巴达因战争中支持佛西斯而受到惩罚，战后失去了代表席位。战后同盟议事会成员的变动反映了希腊本土政治格局的变动。 综上所述，公元前4世纪时，德尔斐近邻同盟随着时局的变化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首先，同盟内部的平衡状态随着底比斯的崛起而被打破，出现了一邦独大、控制同盟的状况。其次，成员城邦打压对手的方式出现了变化。城邦往往以宗教事件为契机，利用自身在议事会中的席位优势打击政治对手，达到削弱对手政治影响力的目的。最后，同盟开始直接干预成员城邦的内部政治事务。公元前4世纪，德尔斐近邻同盟对希腊诸城邦而言依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仍是城邦政治博弈的重要场所。此时同盟出现的新变化也是希腊诸城邦政治博弈的反映与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