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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修昔底德还通过科林斯人之口充分阐释雅典人不安于现状的性格特性，认为：雅典人乐于革新，敏于规划，勤于落实。雅典人敢于冒险，其冒险之举常常超过他们的实力。他们胆量超群，危难之中仍能保持自信。他们行事果断，总能在海外获取所得。胜利时，他们追击到底。遇挫时，他们决不退缩。他们认为他们应该为城邦的事业慷慨捐躯。他们尽心为城邦培养自己的智慧。对他们而言，无法实现的计划就是失败。一次冒险事业的成功只是他们即将所获成功中的极小部分。但若失败，他们又会把希望放在别的领域以弥补自己的损失。只要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就要马上得到它。他们的行动常常与他们的决心相伴相随。他们一生的时间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他们很少享受他们收获的成果。他们把休假只看作是履行义务。他们宁愿从事艰苦活动，而不愿享受和平与安宁。总之，雅典人不但他们自己生来不过安宁生活，而且也不让别人过上安宁的生活。(19)修昔底德用雅典的民族性格来说明雅典的扩张发展，说明雅典扩张发展的必然性，从而使他自己的论题更有说服力、更具合理性。 为了更进一步证明这一论题的成立，修昔底德不惜拉长考察的历史时段，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来展示雅典帝国崛起的过程。自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31年，也就是薛西斯败退希腊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50年内，雅典从希腊地区的一个二流国家变成了提洛同盟的霸主。提洛同盟的金库也由提洛岛搬到了雅典。“雅典人稳固地建立了他们的统治，极大地拓展了他们的权势。”(20)随着雅典由霸国发展为帝国，雅典开始不受约束地追求自己狭隘的目标。期间，它不断滥用权力，并将强权理论应用于城邦关系的处置之中。虽然失去民心之事屡有发生，但几乎没有机制能够纠正雅典的错误。雅典终于和斯巴达的同盟者发生了矛盾，并“开始侵略他们(指斯巴达)的同盟者了”(21)。 修昔底德显然是文章高手。从修昔底德提供的证据看，他确实看到了希腊世界两强格局的变化。斯巴达的恐惧来自两强格局变化后对方势力的增强与自身势力的相对削弱。当雅典势力越来越强大，不断滥用权力，不断挑战希腊共有价值，失去道德制高点的时候，斯巴达确实感受到“导致其毁灭或痛苦”的巨大力量，而且这一存在的“灾祸”大有随即而降之势。恐惧随之而生。(22)而当用来预防战争的条约、联盟和威慑手段全都彻底失败的时候，战争也就成了必然的事。 修昔底德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并被当今学者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的论题，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极好的证明论题的方式。这种书写方式也以提出问题为起点，以公元前480年后雅典50年发展的历史为证据，论证雅典崛起对希腊两强格局的巨大影响。虽然在证明“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方面”还缺少过硬的史料，但他对雅典势力增长的描写，以及对战争起源问题的思考与总结在当时还是极其深刻的，就是到现在还有重大的价值。 众所周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没有完成的作品。后人将其编为8卷。尽管卷一和其余各卷中皆有为书之立论作说明的演说，但这两部分之间在书写方式上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卷一立足于问题导向；卷二及以下各卷则以记述史实为主，以修昔底德亲自参与、见到或从亲历者那里听到并经过作者自己认真取舍研究过的史实为主。卷一采用的是论证体，书写的时间比较笼统；卷二及以下各卷所用的则为叙事体，基本上属于当代史范畴，时间也较为具体。从卷一与卷二及以下各卷书写方式的异同中，我们能够发现：虽然早在古典时代，修昔底德就已经被史学家设定为客观史学的典范，(23)但“最客观的史家，也离不开讲‘一家之言’”。刘家和先生的精辟点评一言道破了历史学的本质，可谓是对修昔底德作品的最好解读。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家和先生、廖学盛先生的帮助与指导。特此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