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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民俗志的早期形态 20世纪初，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及其弟子创立了民俗学。该用怎样的方法进行民俗学研究？该以怎样的方式撰写民俗志？对于草创期的日本民俗学来说都是需要探索的课题。 （一）柳田国男的言说 柳田国男虽不曾直接给民俗志下过明确的定义，但在其若干作品中均对民俗志一词有所提及，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925年的《海南小记》中：“我们如今已逐渐倡导民俗志研究的必要性。”此外，他在《日本的民俗学》（收录于《青年与学问》，1926年）中指出“我们虽将民俗志家和民俗学者分开考量，但民俗志家必须同时为民俗学者……若不如此，将不知轻重缓急，易将稍纵即逝之物延后处理，而再次采集时已不见其踪影”瑏瑠；在《聟入考》（收录于《婚姻之说》，1929年）中述及“我们已略有此想法：民俗志是‘发现和采录’民间传承的事业，而民俗学则是将其‘整理和解说’的方法”瑏瑡；在《东北与乡土研究》（1930年）中提到“我们将考古学家从未考虑的所有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至三类。其中一类称为风俗仪式或行为遗产，即使完全不明白当地的语言也能有直观感受，对这类遗产进行采录的民俗志基本与国外的民族志一致”。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民俗学草创期的民俗志主要强调对民间传承的采集和记录。在柳田国男看来，民俗志与民俗学承担着不同功能，民俗志负责采录，民俗学负责研究。他要求民俗志家同时必须是民俗学者，主要是出于对其采集民间传承的能力、资质的考量。2此外，民俗志一词的提起有受到西方民族志（ethnography）概念的影响，柳田将西方研究他者时所使用的民族志概念应用到了研究本族群的问题中。 （二）《炉边丛书》与《纪州有田民俗志》 《炉边丛书》是日本民俗学草创期的民俗志系列丛书，于1920年先由玄文社出版了4册，之后自1921年起改由乡土研究社出版发行，至1929年共计发行了36册。《炉边丛书》的编者为柳田国男，柳田希望丛书“尽可能详尽地调查各个地方，从比较和排列中找寻出更加巨大而重要的智慧”，从而对民俗学有所贡献。 《炉边丛书》中的一册，笠松彬雄的《纪州有田民俗志》（1927年）是日本民俗学史上第一本以“民俗志”命名的书籍。在书名《纪州有田民俗志》中采用民俗志一说是笠松的本意还是柳田的主张学界并无定论，但由于笠松本人在自序中提及柳田对其的指导，所以竹田旦认为“这本民俗志是《海南小记》（1925年）中柳田思想的具体体现”。该书记载了作者笠松彬雄的故乡——和歌山县有田郡八幡村（现清水町）每年定例的活动和仪式、俗信、俚曲、俚谚、童谣、猜谜游戏、本土用语、儿时追忆等内容，笠松力求将“农村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在案”，相比收录于《炉边丛书》的其他书目而言，它的“分量稍足、内容涉及面稍广”。 《炉边丛书》这套民俗志系列丛书当时因手法新颖独特而备受关注。在其终刊之后，陆续涌现出一批冠以民俗志之名的书籍，如滨田隆一的《天草岛民俗志》（1932年）、中道朔尔的《远江积志村民俗志》（1933年）、本山桂川的《海岛民俗志》（1934年）、山口麻太郎的《壹岐岛民俗志》（1934年）。岩崎真幸等将以《炉边丛书》为代表的该时代民俗志的特征归纳为以下三点：1.这一时期的民俗志为采集来的资料的汇总，除民俗志外，还有“……话”“……图志”“……民谈集”等表记方法，如《炉边丛书》中的《三州横山话》《与那国图志》《小谷口碑集》《信达民谈集》；2.这一时期民俗志的内容构成比较自由，没有固定的模式，资料的取舍大多取决于作者的喜好。一方面，它能生动地展现出村落的整体氛围、村里人生活样貌等。另一方面，民俗志里各项内容的轻重比例较为悬殊；3.采集调查者（即作者）往往选择自己生活的土地作为采集、调查对象，从内部进行调查，在记述时对于行政区域的划分大多不太明确。 （三）民俗资料与重出立证法 随着日本民俗学的不断发展，日本民俗学界开始探索民俗学学科特有的研究范式及方法，民俗志的形态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柳田国男在《民间传承论》（1934年）的第三章第五节《我们的方法》中指出：“我们眼前每日反复出现又消失的事实，即我们所说的当下生活的横断面的事物现象，其起源各有不同……我相信可以用这些横断面的资料出色地书写历史……即使是同一事项，若横向截取当下的生活面来看，各地的情况可谓千差万别。若将各地的这些事物现象结集并排列，即便无法获知其起源或原始样貌，也至少可以轻松推理出其变化的过程。”1这种“通过在全国范围开展的资料的收集、类型化及比较，得出变迁各阶段的答案”的方法，柳田将其命名为“重出立证法”。1935年日本民俗学会前身“民间传承之会”成立之后，这种比较研究法得以推广，地方学术团体在自主研究的同时积极向中央学会提供资料。 本书为“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两本概论书 《民间传承论》、《乡土生活研究法》的中文合译本。 “重出立证法”式的民俗学研究以民间传承为素材，所以“对即将消失的乡土资料（生活史迹）进行采集、记录以及整理、分类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为了大量采集和记录资料，原本强调本乡人在收集当地资料时的权威性的柳田国男这一时期开始关注异乡人收集民俗资料的可能性，在他领导下开展的“山村调查”和“海村调查”是日本民俗学史上两次著名的大规模民俗调查活动。这两次调查极富计划性，预备了“采集手册”，预设了100项调查项目，调查人员按照这些事先设定好的内容进行询问和记录。另一方面，资料的整理和分类则参照“分类词汇”进行，如1932年出版的《山民词汇》《山村词汇》等。 1937年出版发行《山村生活的研究》是“山村调查”的成果，该报告书可谓这一时期民俗志的代表。由于民俗学学科的创立、民俗词条和调查项目的设定，民俗志出现了较为统一的格式，但比起某个地区的民俗全貌来说，重视的是某个词条、某个项目的全国各地内容的汇总。此时尚未出现民俗志的定义，民俗志本身也没有被赋予较高的价值，它属于民俗学研究的附属品，主要功能在于为初期民俗学“重出立证法”式的研究提供必要的“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