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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研究法与《胜田市史·民俗篇》 同时，随着学科建设的推进，日本民俗学出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第二代学者开始重新检验柳田国男的研究方法，“福田亚细男批评柳田国男民俗学的重出立证法把民俗调查和研究完全分开的同时，在人员分配上也把调查者和研究者明确区分开……从调查内容到调查方法和调查报告的完成，都不允许调查者加以个人的价值判断和分析”。福田强调调查和研究的统一，他与同时期的宫田登等学者共同倡导区域研究的方法。所谓区域研究法：“是在民俗事象传承的区域内分析和解释民俗的研究方法。过去的民俗调查的目的，是为全国范围的比较研究提供资料，从而不提倡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进行分析和解释民俗，只要求调查者拿出原原本本记录当地民俗事象的调查报告。近来，作为对这种调查和研究相脱节的做法进行反省的结果，民俗学研究中出现了将调查与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趋势。这种在调查过程中分析和解释民俗的研究方法就是区域研究法。” 在区域研究法的指导下，日本民俗志的形态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如本章第一节提及的座谈会的内容所示，民俗志打破了原有的界限，成为调查、记述和研究的综合体。具体来说包括“调查目的的设定、调查区域的选定、调查团体的编成（设定各自负责的调查课题）、基于文献的事先研究、预备调查的实施、正式调查的实施、补充调查的实施、报告书的执笔”等内容。民俗志不再是民俗学研究的附属品，其本身被定位成“一个有主见的研究成果”。其次，民俗志朝着细致化的方向发展。此时的日本民俗学研究强调区域性、精确性，所以在撰写民俗志时需先细致调查某个限定区域的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执笔时则在原有的大项目下又细分很多小项目来详细记录。再者，传承母体论等的提起使日本民俗学逐渐以“把握个别传承母体中民俗的相互关联并进行分析，导出民俗事象的形成及开展过程”为目的，这要求民俗志在记述时把该传承区域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考量，不能简单罗列民俗事象，而要关注民俗事象之间的关联性。 这一时期对于学术型民俗志和行政型民俗志没有明确的区分，或者说由于撰写的主体大体是相同的，都是民俗学者，所以行政型的民俗志中也寄托着某种学术理想，成为学术实践的一部分。 以《胜田市史·民俗篇》为例，该民俗志由宫田登、福田亚细男、平山和彦、佐藤次男4人主导编写，从1970年策划到1975年完成历时5年。虽然沿袭了“民俗调查研究”的团体调查及标准化记述模式，但也有创新之处。例如，1973年他们集中调查了胜田市内名为“下高场”的一个村落，细致调查其中的民俗事象并探究家族制度、亲族关系等体现的共同体的有机结构。由于是地方史的编纂工作，最终归纳总结成胜田市史，但于宫田、福田等人而言，对于下高场这样一个小村落的调查研究才更符合区域研究法的要求；比起《胜田市史·民俗篇》，1973年编写的《关东北部一村落的家与村：茨城县胜田市下高场》才更接近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民俗志。 （四）民俗志的定义 日本民俗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迎来了鼎盛期。民俗志的鼎盛期也是日本民俗学的鼎盛期，拥有民俗学专业素养的第二代学院派学者活跃在第一线，他们编写了民俗学概况等教科书，按照学科建设规范将民俗学这门学问“体系化、组织化以及制度化”，同时他们开始从学术角度规范“民俗志”一词的内涵，使之成为专业术语。 和歌森太郎认为：“在日本民俗学中，已形成按地域撰写民俗志、将民俗的全貌依照采集调查的体系来记述的方式。随着乡土史志编纂、发行的繁盛，其中逐渐开始包含民俗志的部分，但通常来说我们还是把独立成册的称为民俗志。”“民俗志多由一人独自撰写，其内容不完全统一。各地的自然、历史条件不同，民俗志的内容也自然会有所区别，但大多数民俗志都从该地的自然、历史、社会概况入手，涵盖社会经济规范、衣食住行、交通交易、人生礼仪、年中行事、祭祀、民俗艺能等内容。” 坪井洋文对上世纪70年代民俗学的空前盛况是否能给人们带来幸福进行反思，质疑为何要创作民俗志？他认为应提高民俗志创作的问题意识，指出为了应对50年前日本人所面对的问题而制作的调查项目是否能对当下日本人的生存目的、方向有所贡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与日本民俗学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连。并且由于目的、意识、制作方法的不同，他建议把“行政民俗志”和“学术民俗志”区分开来。坪井之后还提出了以民俗志构建人们的新价值观等理想。 岩崎真幸等则将民俗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记录的阶段，与具体的地方社会相结合进行民俗资料的记录；第二阶段为解释含义的阶段，从多样化的资料中探究民俗变迁的过程、民俗与社会的关系、民俗事象的含义；第三阶段为解决问题的阶段，重新反馈到当地社会，发现当地存在的问题并解决之。” 这些定义既有对已有民俗志的归纳总结，也有对已有民俗志的反思和对未来民俗志的期望。如高丙中所说，“志”是一种文体、一种方法，而这一时期日本民俗学将“民俗”研究对象限定为“民间传承、民俗社会、民俗文化、民族底层文化”，所以我们可以说该时期的日本民俗志指的是：对民间传承、民俗社会文化进行细致的团体调查、严谨记录，并在其原生的地域社会中对其进行整体把握、追本溯源的过程，以及标准化作业的成果报告。它在文化财保护、地方史编纂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过度的模式化又局限了它的发展，且随着地方史编纂活动等的退潮，民俗志的价值及影响力大幅减退。之后，日本民俗学界出现了二、三代之间的交替，新一代的部分学者对民俗志的反思来得更加猛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