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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谒范仲淹考 范仲淹与王安石均为宋代名臣。前者于仁宗朝发起庆历革新，后者则于神宗朝主持熙宁变法。范仲淹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第，与王安石父亲王益有同年之谊。二者之间的交往，是宋代文史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的话题。高克勤认为：“范仲淹以其非凡的改革实践影响当时，又以其高尚的人格垂范后世，使后来者受到沾溉，给后来者以深刻的启示。王安石就是后来者中杰出的一位。他既亲受范仲淹的教诲，又与范仲淹有着相同的理想抱负，更有与范仲淹相近的遭际，与范仲淹一样在历史上烙下了自己的印迹。”(24)问题在于，王安石是否曾亲聆范仲淹的教诲，还是仅有礼仪性书启往来? 在《文集》中，有三通王安石上范仲淹的书启。其一为《上范资政先状》：“某比者之官敝邑，取道乐郊。引舟将次于近圻，敛板即趋于前屏。瞻望麾戟，下情无任。”(25)先状，“先以状至之意，临见面前所致书信。”(26)此状上于仁宗皇佑元年(1049)。庆历八年(1048)，王安石自鄞县返江宁葬父。皇佑元年，他自江宁返归鄞县，途经杭州，撰《伍子胥庙记》(27)，而范仲淹恰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以疾请邓州，进给事中。徙荆南，邓人遮使者请留，仲淹亦愿留邓，许之。寻徙杭州，再迁户部侍郎，徙青州。”(28)《干道临安志》卷三：“皇佑元年正月乙卯，以知邓州、资政殿学士、给事中、礼部侍郎范仲淹知杭州。”(29)状曰“比者之官敝邑，取道乐郊”，谓本年王安石自江宁返鄞途经杭州。范仲淹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中进士第，与王安石父亲王益有同年之谊，且素为王安石仰慕之名臣，故王安石上先状。在得到范仲淹回书后，王安石又有启谢之。《文集》卷八一《谢范资政启》：“窃陶大化，瞻若重霄。执讯隆堂，近修于常礼；占辞记室，屡致于尊光。赐逾褒衮之荣，仰极高山之咏。恭想镇海都会，宣国福威。御六气之和，荐百嘉之佑。伏惟某官，道宗当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庙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即还大政，以泽含生。某容迹海濵，被光台照。童乌署第，夙荷于揄扬；立鲤聨荣，复深于契眷。幸当栖庇，以处钧成。”(30)范仲淹与王益同年进士，为王安石之父执，故启用“童乌”、“立鲤”典。既曰“夙荷于揄扬”，“复深于契眷”，则之前范仲淹与王安石应当已有交往或书启往还。 仁宗皇佑二年(1050)春，王安石自鄞县离任。他先返临川，继而与王安国二人自临川至杭州(31)，于是得以谒见范仲淹，受其教诲。《文集》卷八一《上杭州范资政启》：“某近游淛壤，久揖孤风。当资斧之无容，幸曵裾之有地。粹玉之彩，开眉宇以照人；缛星之文，借谈端而饰物。羁琐方嗟于中路，逢迎下问于翘材。仍以安石之甥，复见牢之之舅。兹惟雅故，少稔燕闲。”贾三强将此启系于本年：“此文必作于皇佑二年王安石解知鄞县事，返归故乡临川，又赴杭州后作。”(32)甚是。详启意，王安石本年自临川如钱塘，因资斧无容，曾谒范仲淹，颇受礼遇。“粹玉之彩，开眉宇以照人；缛星之文，借谈端而饰物。”据此，王安石确曾谒见范仲淹。王铚《默记》卷下：“蒋希鲁守苏州，时范文正守杭州，极下士。王荆公兄弟时寄居于杭，平甫尚布衣少年也。一日过苏，见希鲁，以道服见之，平甫内不能平，时时目其衣。希鲁觉之，因曰：‘范希文在杭时，着道服以见客。’平甫对曰：‘希文不至如此无礼。’”(33)此亦可为左证。《文集》卷八五《祭范颍州文仲淹》：“矧鄙不肖，辱公知尤。”(34)当非泛泛而言。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卷一〇《上苏公书》：“承谕，人须久而后知，诚如来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难。范文正谓王荆公长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由今观之，岂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谓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为腹心，故王氏之得祸大也……故谓知士当如范公，用士当以王公为戒也。”(35)可见范仲淹于王安石了解颇深，不仅一面之缘而已(36)。 又，王安石兄弟此次过杭，与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亦交游颇密。其时范纯仁虽于皇佑元年进士及第，然未出仕，侍父游宦。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一一《范忠宣公纯仁世济忠直之碑》：“皇佑元年，进士起家，历知常州武进、许州长葛二县，皆不赴。文正公薨，乃岀仕。”(37)范纯仁《范仲宣公文集》卷三《和吴君平游蒋山兼呈王安国》其二：“钱塘山色饱相从，复此登临景物同。旧国池台余草碧，夕阳楼阁半山红。当时言笑如朝梦，今日心颜尽老翁。终爱岩间坐禅客，能将万事付虚空。”(38)此诗作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时范纯仁为江东转运判官，而王安国丁忧居江宁(39)。诗曰“钱塘山色饱相从”，即谓此次王安石兄弟杭州之行。 另，居杭期间，王安石与钱塘宰韩缜、杭州观察判官王陶同游望湖楼，有诗。《诗注》卷四七《杭州望湖楼回马上作呈玉汝乐道》：“水光山气碧浮浮，落日将归又少留。从此秪应长入梦，梦中还与故人游。”玉汝即韩缜，时宰钱塘。《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二〇《韩太保缜传》：“缜，字玉汝，颍昌人。父亿，事仁宗为参知政事，以父任补将作监主簿。庆历初，擢进士第，知庐州合肥、杭州钱塘县，改光禄寺丞、签书南京留守判官。”韩缜于庆历七年(1047)出宰钱塘，梅尧臣有《韩六玉汝宰钱塘》诗送之(40)。其宰钱塘，政绩卓著，与王安石、谢景温、谢景初齐名，有“江东四贤”之目。《范忠宣公文集》卷一三《谢公墓志铭》：“是时，荆公王介甫宰明之鄞县，知枢密院韩玉汝宰杭之钱塘，公弟师直宰越之会稽，环吴越之境，皆以此四邑为法。处士孙侔为文以纪之。”(41) 乐道为王陶之字，时为杭州观察判官。《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二四《王尚书陶墓志铭》：“公讳陶，字乐道，其先京兆人。曾祖樵、祖诲，不仕。父应，赠礼部尚书。妣孟氏，追封常山郡太君。公力学博通，庆历二年举进士甲科，调岳州军事判官。丁孟夫人忧，历杭州观察、荆南节度二判官，以书判优等升也。”(42)释文莹《湘山野録》卷上：“范文正公镇余杭，今侍读王乐道公在幕。”(43)二人皆王安石同年，故同游。 至于《上杭州范资政启》所曰“言旋桑梓之邦，骤感神庥之咏。写吴绫之危思，未尽攀瞻；凭楚乙之孤风，但伤间阔”，指范仲淹自杭州徙知青州。《干道临安志》卷三：“皇佑元年正月乙卯，以知邓州、资政殿学士、给事中、礼部侍郎范仲淹知杭州。二年十一月辛酉，徙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州。”青州，与范仲淹故居淄州毗邻。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四：“范文正公未免乳，丧其父，随母嫁淄州长山朱氏……仕宦四十年，晚镇青州，西望故居纔百余里。”(44) 皇佑四年(1052)五月二十日，范仲淹卒(45)，王安石有文祭之。《文集》卷八五《祭范颍州文》：“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硕人今亡，邦国之忧。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万里，不往而留。涕哭驰辞，以赞醪羞。”(46) 四、编《唐百家诗选》考 《唐百家诗选》是一部由王安石所编的宋代重要诗歌选本。关于其编纂过程，王安石有明确说明。《文集》卷八四《唐百家诗选序》：“余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委余择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诗选》。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虽然，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47) 嘉佑三年(1058)十月，王安石自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任上，除为三司度支判官(48)。翌年初，王安石入京就职，上书言事，此即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此后，王安石一直在开封任度支判官，直至嘉佑八年八月丁母忧，自汴京返归江宁(49)。至于宋敏求，嘉佑三年春曾出知太平州(50)。太平州属江南东路，其时王安石提点江南东路刑狱，二人当有过从(51)。嘉佑三年末或四年初，宋敏求自太平州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一《龙图阁直学士修国史宋公神道碑》：“稍迁集贤校理，历通判西京、知太平州。入为羣羣判官、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坠马伤足，出知亳州。”(52)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一六范镇撰《宋谏议敏求墓志铭》曰：“凡三临州，率不满岁召还。”(53)梅尧臣与之唱和，《和次道省中初直》：“江南太守归，夜直省中闱。霜气冷侵被，月光斜入扉。官奴休执烛，侍史正熏衣。展转不成寐，幽怀吟更微。”(54)“省中”，谓计省，三司也。嘉佑五年七月，欧阳修上所修《唐书》(55)，宋敏求因参修《唐书》，自太常博士特授工部员外郎，其时官衔为：“三司度支判官、朝奉郎、太常博士、充集贤校理编修唐书官、上骑都尉、赐绯鱼袋宋敏求。”(56)嘉佑六年闰八月，宋敏求为契丹生辰使(57)。嘉佑八年，“英宗践祚，进兵部。堕马伤足，得请亳州。”(58) 据以上履历，自嘉佑四年至八年(1060-1063)，王安石与宋敏求同为三司度支判官，份属同僚。《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三部副使，各一人，通签逐部之事。三部判官，各三人，分掌逐案之事。”(59)《唐百家诗选》当编于此期。考虑到嘉佑六年六月以后，王安石已迁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又管勾三班院，差遣繁冗(60)，故推测《唐百家诗选》当编于嘉佑五年、六年间(1060-1061)为妥。 然而，对于此书的编撰时间，另有歧说。邵博《邵氏闻见后録》卷一九载：“晁以道言：‘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羣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诗集，公尽即其本，择善者签帖其上，令吏抄之。吏厌书字多，辄移荆公所取长诗签置所不取小诗上。荆公性忽略，不复更视，唐人众诗集以经荆公去取皆废。今世所谓《唐百家诗选》曰荆公定者，乃羣牧司吏人定也。”(61)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后为羣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62) 以上邵博、叶梦得皆以《唐百家诗选》成于王安石任羣牧判官任上，时与宋敏求(字次道)同僚，因假唐人诗集选之。王安石于仁宗至和元年九月至嘉佑元年十二月(1054-1056)任羣牧判官(63)。若据邵博、叶梦得所云，则《唐百家诗选》当成于此期间。 有学者由此认为：“若以(宋敏求)出知太平州为中界，前后分别任羣牧判官和三司度支判官，则与王安石先后任羣牧判官，三司度支判官之时间大体相合。故从仕历的角度来看，难以对王安石编选《唐百家诗选》的时间是在任羣牧判官或是任三司度支判官之时，作出可信的判断。”“关于《唐百家诗选》的成书时间，实有成于任羣牧判官和任三司判官二说。从王安石和宋敏求相似的仕历来看，实不能作出简单的去取。”(64) 此结论看似谨慎，其实不然。其一，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序》明言：“余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其二，尽管宋敏求何时任羣牧判官尚无从确知，然而王安石任羣牧判官的时间及同僚却可以清晰考证。《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四：“羣牧司，制置使一人……判官二人，以京朝官充，掌内外厩牧之事，周知国马之政而察其登耗焉。”(65)羣牧司共置判官二人。至和元年(1054)九月，王安石任羣牧判官时，同任者为李寿朋。《(民国)万泉县志》卷七载赵瞻撰《大宋河中府万泉县移修至圣文宣王庙记》：“至和元年夏六月丁巳，守令赵瞻撰并书。羣牧判官、尚书祠部员外郎李寿朋篆额。”至和二年(1055)，李寿朋出知汝州，继之者为吴充。《宋史》卷二九一《李寿朋传》：“迁羣牧判官，击断敏甚。皇城卒逻其纵游无度，出知汝州。”(66)《长编》卷一八〇至和二年(1055)六月庚寅：“羣牧判官、祠部员外郎李寿朋知汝州，坐皇城卒报其游从不检也……甲午，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吴充为羣牧判官。”(67)由此可见，至和元年九月至嘉佑元年十二月(1054-1056)，与王安石同任羣牧判官者，前为李寿朋，后为吴充，前后同任羣牧判官者皆非宋敏求。故邵博所曰“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羣牧司判官”必误，不足为据。 然则宋敏求何年任羣牧判官?《宋史》卷二九一《宋敏求传》：“同知太常礼院。石中立薨，子继死，无他子。其孙祖仁疑所服，下礼官议。敏求谓宜为服三年，当解官斩衰。同僚援据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议，遂定为令。加集贤校理，从宋庠辟，通判西京，为羣牧、度支判官。”(68)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一《龙图阁直学士修国史宋公神道碑》曰：“稍迁集贤校理，历通判西京、知太平州，入为羣牧判官、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坠马伤足，出知亳州。”据此，则宋敏求先从宋庠之辟，自同知太常礼院通判西京，继而方入为羣牧判官。皇佑三年(1051)三月九日，宋庠罢相出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八：“(皇佑)三年三月九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宋庠罢为刑部尚书、充观文殿大学士、知河南府。时言者以庠在相位，于国家无所建明，故出之。”(69)宋敏求当于此年从宋庠之辟，通判西京。其时，司马光有诗送之，《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八《送次道通判西京》：“相府新承檄，兰台旧校文。题舆荣得士，把袂惜离羣。首夏郊原秀，晴阳草树曛。觚棱日边远，阙塞雾中分。翠岭林端出，飞泉竹外闻。金羁游烂漫，珠履醉缤纷。人服声光重，官无簿领勤。归期肯留滞，汉主待渊云。”(70)既曰“首夏”，则宋敏求通判西京，当为皇佑三年初夏四月。 皇佑五年七月，宋庠已“以户部尚书徙许州”(71)，其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共计两年。宋敏求应于此两年内，自西京通判入为羣牧判官。以此推算，他最有可能于皇佑五年、至和元年间(1053-1054)任羣判牧判官，而另一名羣牧判官则为上述之李寿朋。至和元年九月，王安石通判舒州任满后入京任度支判官，所代之人或为宋敏求，二人未尝同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