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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乌桓在汉代复杂政治格局中的发展与消亡 退居乌桓山的乌桓其军事政治力量都是孤弱的，臣伏于匈奴，每年向匈奴缴纳牛、马及羊皮，如果到时候没有准备好上述物品，匈奴就会抓捕乌桓的民众为人质，因此乌桓的处境十分困难。到了汉武帝时代，汉匈民族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汉武帝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于是把乌桓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的塞外，目的是帮助汉朝观察匈奴的动静。乌桓王每年朝见汉朝皇帝一次，汉武帝为了让乌桓成为攻击匈奴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力量，也为了有效控制乌桓，同时还保护乌桓不受匈奴的攻击，所以设置了著名的护乌桓校尉。护乌桓校尉的设置也是多民族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对于解决汉匈民族矛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多民族中国北部边疆的巩固与发展同样意义重大。 到了西汉昭帝时（前86—74年），乌桓渐渐强大起来，成为了多民族中国复杂政治关系格局当中的政治力量，乌桓也以此作为一种资本与相关政治实体进行博弈。为了报复匈奴冒顿灭亡东胡的仇恨，乌桓挖掘了匈奴单于先人的冢墓。冒顿大怒，马上向东发动了对乌桓的攻击。大将军霍光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派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带领二万骑兵出辽东夹击匈奴，但是冒顿已经北撤而去。度辽将军范明友便乘乌桓刚刚被匈奴击败，也进击乌桓，斩首六千余级，获其三王首而还。由此乌桓也就与汉朝产生了矛盾，发动了对幽州攻击，乌桓对幽州的攻击没有成功被范明友破之。汉宣帝即位后，乌桓为了避免匈奴的压迫仍然回到汉朝北部边疆五郡徼外，请求得到汉朝的保护。 王莽建立新朝之后，也准备攻击匈奴，征发了十二部军，派遣东部地区的军事将领严尤帅领乌桓和丁令兵屯守代郡，但是王莽把乌桓首领的家属全部作为人质的做法导致了乌桓的不满。此外，乌桓担心久屯不归，所以多次要求返回居住地。结果王莽不同意，乌桓于是自己逃离屯守之地，并且不断攻击北部边疆各郡，郡县的官员就把乌桓的人质杀死，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匈奴便乘机引诱乌桓的政治首领担任匈奴的官员，乌桓重新成为匈奴控制的民族。王莽屠杀乌桓人质的事件，把乌桓又推到了匈奴一边，改变了原来的政治格局，王莽新朝又增加了一个对立面。乌桓重新与匈奴建立同盟关系，是王莽民族政策的错误所导致，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到了东汉光武帝年间，乌桓与匈奴联合起来攻击东汉代郡以东地区，“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③]通过对东汉的掠夺，乌桓获得了更多的物质，特别是分布在上谷郡塞外白山部，最为强富。在这样的情况下，乌桓又有了与匈奴博弈的力量，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发生内乱，乌桓乘机攻击匈奴，匈奴只好向北撤退数千里，由此漠南地空，光武帝于是以众多的物质赐乌桓，希望乌桓重新归附汉朝。这说明乌桓与匈奴的联合仅仅是权宜之计，是一种利益关系。乌桓真正希望的是在得到充足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得到政治地位以及强大政治力量的支持，所以又选择了归附东汉王朝。 建武二十五年（48年），辽西乌桓首领赦旦等人带领九百二十二个大小首领归附，并且到洛阳朝贡，向朝廷进献了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等物，乌桓表示愿意为朝廷宿卫边疆，光武帝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都居住在边疆各郡塞内，“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④]。对于光武帝的决定，司徒掾班彪向光武帝进言，认为：“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所以有必要重新恢复西汉时期设置的乌桓校尉，光武帝采纳了班彪的建议，于是在上谷宁城又设置了乌桓校尉，“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 在东汉明帝、章帝、和帝在位期间（58—105年），乌桓都认真保塞，边境无事。但是，从安帝、顺帝、桓帝以后乌桓一方面接受朝廷安抚，守卫边疆，但另一方面也不断联合南匈奴、鲜卑攻击东汉的北部边境郡县，从而使北部边境动荡不安。而朝廷则在乌桓归附时利用他们抗击匈奴和鲜卑，在乌桓反叛时则坚决地进行反击，多民族中国北部边疆就在这样的历史格局当中得到了稳定和发展，乌桓也在与多方的交往、交流过程当中加快了自身的发展，密切了与汉族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乌桓最先融入汉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研究民族关系中的民族矛盾冲突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民族矛盾冲突对于民族融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能简单否定。 到了东汉后期，随着东汉王朝的衰落，对乌桓的治理渐渐减弱，于是乌桓各部纷纷表现出独立的趋势，就在灵帝即位之初，乌桓分布在上谷的首领难楼拥有部众九千余落（按，“落”即户），乌桓分布在辽西的丘力居拥有众五千余落，都自称为王；还有辽东苏仆延拥有部众千余落，自称峭王，乌桓分布在右北平乌延拥有部众百余落，自称汗鲁王；所有这些乌桓政治首领都十分勇健而且多计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是东汉的北部边疆动荡起来：在灵帝中平四年（187年），曾经担任过中山郡太守的张纯反叛，投靠乌桓首领丘力居，自号弥天安定王，后成为乌桓元帅，不断攻击青、徐、幽、冀四州。中平五年（188年），灵帝任命刘虞为幽州牧，刘虞招募刺客斩杀了张纯，东汉的北部边疆才得以安定。因此，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短时段的重大事件是可能引发历史发展格局变化的，甚至还可以影响历史发展的趋势，从张纯打出“弥天安定王”的旗号，并且联合的是北部边疆的乌桓这个行动来看，东汉后期王朝国家对北部边疆的控制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开始显示出东汉王朝快要灭亡的历史迹象。 在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初平年间（190—193年），乌桓的政治势力开始介入了东汉晚期的政治斗争，汉献帝建安初年，冀州牧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瓚争权夺利相持不决，乌桓蹋顿派遣使者向冀州牧袁绍请求和亲，还派兵帮助袁绍击败了孙瓚。因此袁绍以单于印绶赐给了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乌桓首领。 在这时，一个叫做阎柔的汉人，因为从小就生活在乌桓、鲜卑人当中，并且得到了乌桓、鲜卑人的信任，阎柔便利用鲜卑民众，杀死了乌桓校尉邢举而自任乌桓校尉。袁绍因此宠慰阎柔，希望北部边境安定。等到袁绍的儿子袁尚失败后，投奔蹋顿。当时，由于社会动荡，为了躲避东汉内部的矛盾斗争，所以幽、冀两州的官员百姓投奔乌桓的人有十万余户，因此袁尚准备凭借其兵力，问鼎中原。恰巧这个时候曹操平定了黄河以北地区，阎柔便率领鲜卑、乌桓归附曹操，曹操马上任命阎柔为乌桓校尉。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在柳城打败乌桓，并且杀了乌桓王蹋顿，俘虏了乌桓民众二十余万人。袁尚与乌桓的首领楼班、乌延等人带领部下逃亡到了辽东，结果辽东太守公孙康打败了这些乌桓人，而且斩杀了其政治首领楼班、乌延等人，余下的部众万余落，被曹操“徙其余种于中国”[⑤]，即把这部分乌桓民众迁徙到了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从此之后，乌桓开始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最后在三国晚期消亡在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 从乌桓在三国晚期迅速发生民族融合的历史来看，我们认为主要是乌桓的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相比较过于单薄，原因之一是乌桓的游牧生产方式，不可能积累大量的社会财富支持乌桓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原因之二是乌桓没有文字记载本民族的历史，仅仅是“刻木为信”，所以当游牧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之后，特别是游牧文化存在的环境变化之后，就容易发生民族融合，这应该是中国北方民族发展与融合的历史规律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