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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鲜卑在汉代复杂政治格局中的发展与流变 鲜卑与乌桓早期的发展历史大致相同，在东胡被冒顿打败之后，退到了辽东塞外的鲜卑山，因此叫做鲜卑，在地域上与乌桓是连在一起的，西汉初期基本没有和中原王朝发生联系，所以《史记》《汉书》也就没有关于鲜卑的记载。 东汉光武帝初期，匈奴的势力还较为强盛，而这个时候乌桓、鲜卑都是在匈奴的控制之下，所以鲜卑与乌桓常常被迫参加匈奴攻击东汉的军事行动。建武二十一年（45年），鲜卑跟随匈奴攻入辽东，多次进入边境要塞杀人掠货。光武帝对此十分担忧，给北部边境增加兵力，辽东太守祭肜“率数千人迎击之，自披甲陷陈，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遂穷追出塞，虏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⑥]战争结束之后，祭肜认为匈奴、乌桓、鲜卑联合起来共同入侵边境所以成为边害，因此应该各个击破。建武二十五年（49年），就派遣使者招降鲜卑，并且送了大量财物。鲜卑的大都护偏何也派遣使者朝贡，表示愿意归附朝廷，祭肜再次给了赏赐，鲜卑与朝廷的关系渐渐紧密。祭肜利用这个机会对偏何说：“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偏何等人都仰天指心表示一定信守承诺，马上对匈奴左伊秩訾部发动了攻击，“斩首二千余级，持头诣郡。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边境安宁无事。鲜卑之所以归附东汉王朝，与匈奴的衰落有关，所以朝廷也就利用鲜卑对付匈奴，使之成为北部边疆的一支军事力量。当然，也不排除这是鲜卑政治首领的一种政治策略，即在复杂的政治生态当中寻找发展的机会。 和帝永元年三年（91年），大将军窦宪派遣右校尉耿夔击败了北匈奴，北匈奴向西迁徙，北匈奴西迁是匈奴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使多民族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鲜卑利用北匈奴西迁的历史机遇迅速转徙占据了北匈奴故地；其次，当时还有十余万落（户）没有西迁的匈奴人生活在匈奴故地，这些匈奴民众马上被鲜卑控制，在相互的交往、交流过程中，这些匈奴民众渐渐也自号鲜卑，所以北匈奴的西迁成为了鲜卑渐渐强盛的一个历史转折关键点，这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建立的几个政权奠定了最早的基础。随着鲜卑的强大，鲜卑开始攻击东汉王朝的边境，目的是掠夺边境地区汉人的财物，但是在不断攻击东汉边境的同时，鲜卑也有时候向朝廷朝贡，东汉安帝永初年间（107—113年），鲜卑首领燕荔阳到洛阳朝贡，邓太后赐给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而且还“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⑦]。尽管如此，鲜卑或降或畔的情况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经常与南匈奴、乌桓联合起来发动对边境的攻击。 安帝永宁元年（120年），分布在辽西的鲜卑首领乌伦、其至鞬率领部众向度辽将军邓遵投降。安帝下诏封乌伦为率众王，封其至鞬为率众侯，还分别赏赐了彩缯等物。与此同时，其至鞬仍然不断带领鲜卑部众攻击东汉的北部边境，从而使北部边境动荡不安。除了攻击朝廷的边境郡县，辽西鲜卑首领其至鞬还攻击归附朝廷南匈奴。对此，东汉王朝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让已经归附朝廷的乌桓军队和南匈奴军队参加攻击鲜卑的军事行动，永建二年（127年）春天，辽东鲜卑六千余骑兵也攻击辽东玄菟郡，乌桓校尉耿晔征发缘边诸郡的军队以及乌桓率众王出塞反击，斩杀鲜卑数百人，大获其生口、牛、马、什物，辽东鲜卑三万余人到辽东请求投降。但是，顺帝永建三年至四年间，渔阳方向的鲜卑又频繁攻击渔阳郡和朔方郡。永建六年（131年）秋天，耿晔派遣司马带领南匈奴军队数千人出塞，打败了渔阳方向的鲜卑。到了冬天，渔阳太守又派遣乌桓军队攻击这些渔阳方向的鲜卑，斩首八百级，获牛、马、生口。 由此可见，东汉王朝“以夷制夷”的策略，让乌桓和南匈奴的武装力量也参加到反击鲜卑的战争中，这样的策略一方面可以减轻朝廷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乌桓和南匈奴与中原汉族的交流，客观上为下一个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进行着准备（即五胡融入中华），从历史人类学中时段研究的角度来看，多民族中国的许多边疆民族已经强大起来，积极主动地参与多民族中国发展的活动，这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让我们看到的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个主要的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使多民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融合的高潮出现。 尽管如此，鲜卑仍然是东汉王朝晚期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东汉晚期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汉桓帝在位年间，鲜卑出了一个强势的政治首领檀石槐。檀石槐把鲜卑王庭建在弹汗山歠仇水上，距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⑧]如果说其至鞬对东汉北部边境的攻击不断，给东汉造成了诸多损失，但是从名义上讲其至鞬仍然是东汉封的一个具有羁縻性质的官员，而檀石槐则是第一个建立边疆民族政权的鲜卑政治首领，使鲜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强大的鲜卑各部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也为鲜卑留下了诸多的历史记忆和历史遗产，客观的来看檀石槐的出现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东汉桓帝以后，东汉的历史发展已经在走下坡路，渐渐进入了历史发展的衰落阶段，因此檀石槐建立的政权与东汉王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鲜卑不再是东汉王朝管理下的一个民族群体。 在檀石槐的带领下，作为游牧民族的鲜卑，对汉族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击和掠夺。这时，因为东汉王朝“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⑨]，而且还主动希望与鲜卑和亲，这在汉朝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在其他的情况下一般都是边疆民族首领希望与中原王朝皇帝建立和亲关系，桓帝主动希望与鲜卑和亲，说明东汉王朝已经很难对付鲜卑不断的攻击和掠夺。东汉和亲的愿望檀石槐不肯接受，反而是“寇抄滋甚”。在有利于鲜卑的政治形势之下，檀石槐把他能够控制的地域分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檀石槐这样的布局把整个多民族中国的北方都有效地控制起来，因此鲜卑成为了北匈奴西迁之后北方草原的又一个强大民族，而且成为了北方草原民族融合的主体，那些没有西迁的北匈奴绝大部分开始了向鲜卑民族融合。没有西迁的匈奴十万余落如果以每落（按：落可理解为户）五人计，便有五十余万人，成为了鲜卑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才会“匈奴余种自号鲜卑”[⑩]的说法，所以虽名之鲜卑，实际上包括了许多其他的民族群体，即以从东胡中分化出来的鲜卑为主体，同时也含了一些匈奴、汉族、丁零等民族的成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