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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 ②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9页。 ③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58页。 ④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59-360页。 ⑤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00页。 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52页。在评论谢无量的《阳明学派》一书时，梁漱溟认为良知是一种“有情味的知，或有意味的知，在今日则所谓直觉。直觉不待学虑而世所谓半情半知”。见梁漱溟：《评谢著〈阳明学派〉》，《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713页。 ⑦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54-455页。梁漱溟说儒家的生活就是一种追求仁的生活，“最与仁相违的生活就是算账的生活。所谓不仁的人，不是别的，就是算账的人。仁只是生趣盎然，才一算账则生趣丧矣!即此生趣，是爱人敬人种种美行所油然而发者；生趣丧、情绪恶，则贪诈、暴戾种种劣行由此其兴。算计不必为恶，然算计实唯一妨害仁的”。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61页。 ⑧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67页。 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26页。 ⑩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06页。 (11)梁漱溟：《唯识家与柏格森》，《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46页。 (12)梁漱溟：《评谢著〈阳明学派〉》，《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719页。 (1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22页。 (14)梁漱溟：《自述》，《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4页。 (15)梁漱溟：《自述》，《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4页。 (16)贺麟：《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梁漱溟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111页。 (17)[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9-190页。 (18)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81页。 (1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82页。 (20)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85-186页。 (2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86页。 (2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86页。在同书中，梁漱溟亦描述了他与丹麦教育家马列克交谈时，对方对于他使用“理性主义”一词的不同意见。“我刚一提到中国儒家的理性主义(我们的理性主义与其他各国——如法国的理性主义不同)，他就赶紧地告诉我说：‘理性只是一个工具，只能间接的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不能直接发动人的行为。’她所说的，也许是法国的理性主义——这个理性主义的‘理’是科学的理、物理的理、事理的理、逻辑的理、数学的理；此与中国的读书明理的‘理’非一事。……中国人所说的‘理’，恰好是有力量的‘理’，是能够发动行为的‘理’；西洋的‘理’是事理，是知识上的‘理’，虽也与行为有关系，但却不能发动行为。”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67页。 (2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03页。 (2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8页。 (2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97页。 (26)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71页。 (2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79页。 (28)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不通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36页。 (29)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不通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40页。 (30)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不通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48页。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认为通过法律的方式建立社会秩序，虽然有效，但并非能代表人类文化的未来。“现在这种法律下的共同过活是很用一个力量统合大家督迫着去做的，还是要人算账的，人的心中都还是计较利害的，法律之所凭藉而树立的，全都是利用大家的计较心去统驭大家。关于社会组织制度等问题，因我于这一面的学术也毫无研究，绝不敢轻易有所主张；但我敢说，这样统驭式的法律在未来文化中根本不能存在。”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21页。 (3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27-228页。 (32)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75页。 (33)在1936年的一个题为《中国社会构造问题》的讲演中，梁漱溟对此有更为简练的表述：“社会主义于中国不合——西洋现代的社会主义，也自有它的历史背景，有它的来由。在西洋近二三百年来，个人主义发达的太过了，以致妨碍了社会；个人主义走到极端，发生了流弊；所以就又有社会主义来救正，用社会主义对以往的偏弊作个调剂，仍然求着团体与个人的平衡。可是，我们中国大多数人原来都居于被动的地位，现在我们应当想法子使他由被动转为主动，若反仿行社会主义，抬高团体，抑压个人，岂不是让他更落于被动？!更增加了他的被动性吗？!这哪能与我们的要求相合呢？”见《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858页。 (34)梁漱溟：《朝话》，《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04-105页。 (3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13页。 (36)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57-565页。 (3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67页。 (38)梁漱溟：《中国人的长处与短处》，《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982-983页。 (39)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13页。 (4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58页。 (4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65-266页。 (4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61页。 (4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24-125页。 (4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25页。在王若水看来，梁漱溟的理性观念强调了主观的道德对于客观的理智的支配：“我们要特别注意梁漱溟的‘理性’是属于感情方面的，是和理智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对立来源于‘情理’和‘物理’的对立，‘情理出于人情好恶，偏于主观；物理存于事物，经人考验而来，偏于客观’。那末，‘理性’和理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梁漱溟说：‘严格说，只有理性是主人，理智、本能、习惯皆工具。’这样，梁漱溟就从道德的领域里驱逐了理智，而把前者放在感情的独立统治之下。对梁漱溟来说，客观的理智没有资格来审查‘偏于主观’的‘理性’——道德的感情，反而是主观的道德的感情应当支配客观的理智，这个拥有无上权威的‘理性’，竟是非理智超理智的东西。”见王若水：《梁漱溟所谓“理性”是甚么？》，《梁漱溟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2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24页。 (4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27页。 (4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31-132页。 (4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33页。 (4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06-207页。 (4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37页。 (5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06页。 (51)梁漱溟：《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614页。 (52)梁漱溟：《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684页。 (53)梁漱溟：《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686页。1950年代批梁运动时期的许多作品，夸大了梁的理性的决定性。比如，汤用彤和任继愈认为“梁漱溟用感情的直觉代替了理性的科学的分析。用主观的心理状态代替了判别是非的客观标准。用主观的直觉的好恶(喜欢或不喜欢)代替了检验真理的实践。他们说的‘理性’实际上已变成‘上帝’的代用品，因为只要凭借‘无私的感情’，‘平静通达底心理’，居然能够‘推动历史、支配社会、控制人生’，它不是不可思议的万能的上帝是甚么？”见汤用彤、任继愈：《批判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哲学》，《梁漱溟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2辑，第10页。 (54)梁漱溟：《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686页。 (55)唐文明：《“根本智”与“后得智”——梁漱溟思想中的世界历史观念》，见氏著：《近忧：文化政治与中国的未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56)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81页。 (57)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968页。 (58)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84页。 (59)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69页。 (60)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254页。 (61)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257页。 (62)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269页。 (63)梁漱溟说：“从自发到自觉，资本主义社会是心为身用，以心从身的个体本位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则将是身为心用，以身从心的社会本位社会。”参见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305页。 (64)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292页。 (65)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344页。 (66)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338页。 (67)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309-310页。 (68)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343页。 (69)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345页。 (70)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360页。 (71)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368-371页。 (72)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443页。 (73)在《人心与人生》书中也有大体类似的说法：“处在资本主义下的社会人生是个人本位的；人们各自为谋而生活，则分别计较利害得失的狭小心理势必占上风，意识不免时时要抑制本能冲动，其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很薄的(如《共产党宣言》中之所指摘)。同时，作为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不能舍离刑赏以为治(此不异以对付犬马者对人)，处于威胁利诱之下的人们(革命的人们除外)心情缺乏高致，事属难怪。——此即人类即将过去的精神面貌。转进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人生是社会本位的；大家过着彼此协作共营的生活，对付自然界事物固必计较利害得失，却不用之于人与人之间；在人与人之间正要以融和忘我的感情取代了分别计较之心(如所谓‘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同时阶级既泯，国家消亡，刑赏无所用而必定大兴礼乐教化，从人们性情根本处入手，陶养涵育一片天机活泼而和乐恬谧的心理，彼此顾恤、融洽无间。”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607页。 (74)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473页。这样的社会主义观念在梁漱溟那里是始终如一的，比如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就反对《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说，主要是认为其中有关于利害的算计。同样他也反对康有为的《大同书》，认为根本没有得到孔子思想的真意。“晚世所谓今文家者如康长素之流，其思想乃全在此。他所作的《大同书》替未来世界作种种打算，去想象一个美满的境界；他们一般人奉为至宝，艳称不胜，我只觉其鄙而已矣!他们根本不曾得到孔家的意思，满腹贪羡之私情，而见解与墨子、西洋同其浅薄。”(《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63页)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十分推崇《大同书》的，而中国之社会主义背后是一个追求富强和独立的诉求，这与梁漱溟将社会主义作为儒家人性之提升的现实化是不同的，所以梁漱溟十分推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尤其是肯定克鲁泡特金将无私的情感视为人类的本能的看法，梁漱溟认为这是逼近孔子的王道思想的。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12页。 (75)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443页。 (76)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450页。 (77)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462页。 (78)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474页。 (79)梁漱溟：《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521页。 (80)梁漱溟、[美]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281、275-277页。 (81)梁漱溟：《勉仁斋读书录》，《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755页。 (82)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第24页。 (83)王远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析论梁漱溟的历史观》，载杨贞德主编：《当代儒学与西方文化：历史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第151页。 (84)王远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析论梁漱溟的历史观》，载杨贞德主编：《当代儒学与西方文化：历史篇》，第155页。 本文原载于《文史哲》201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