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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孟子对杨朱生命个体思想的评判 虽然孟子对杨朱学说给予了无情批评，但我们仍能从《孟子》中得见杨朱学说名满天下的情形，杨朱及其学说在《孟子》中计出现三次。孟子从当下现实情形与逻辑推理两个层面论证了距杨、墨的必要性，在孟子看来，如若任由杨、墨学说流行，天下将出现“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⑩的情形。因此，孟子把辟杨、墨视为孔子门人时代担当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孟子认为杨、墨之说危害在于“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11)。孟子认为杨墨之说以淫辞迷惑世人，窘祸人心，致使人距离自身的善心越来越远，进一步导致天下混乱不堪。 在孟子看来，杨朱学说的偏颇之处在于“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12)杨朱的“为我”具体体现为生命个体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执一、偏执的片面之论，虽得一但却因此而失去更多，给社会带来的流弊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孟子进一步指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13)。孟子所处的时代，传统的礼法遭到无情践踏，各种学说流布于世，尤以杨墨之说为昌。孟子站在儒家立场上对杨朱学说主旨概括为“为我”，依孟子内在思想逻辑来看，仁、义、礼等乃是来自于“天”这个最高价值体，是内在于人的潜在善性，之所以礼崩乐坏、诸侯混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的善性被遮蔽了。而孟子认为儒者的真正任务就是把被蒙蔽的善性开显出来，以期重现天下行仁政而百姓悦的治世。 孟子所理解的杨朱“为我”是指把生命个体放在了所有关系中的第一位，且所做一切均要以生命个体为出发点与基点，此是极端自私自利的，自然不符合孟子所说的社会秩序与规范伦理，孟子认为假如没有以仁、义为主旨与核心，要治理好天下是无法实现之事。孟子进一步认为杨朱的“为我”，与自身所言“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14)大丈夫境界有着根本区分。 朱熹受孟子论说的影响认为杨朱之学只理会自己，不知“修其身而外天下国家”(15)的道理，对于为何由“为我”导致“无君”，朱熹沿着孟子的思路分析为： 盖杨氏见世间人营营于名利，埋没其身而不自知，故独洁其身以自高，如荷蒉接舆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洁身而自为，则天下事教谁理会？此便是无君也。(16) 朱熹认为杨朱之流虽然也深查到了时代危机感，但缺乏担当精神，而只顾自身的修行，只能归结为隐者一类人物，有着出世倾向，这显然是不符合儒家学说为群体、为天下，进而鞠躬尽瘁的刚健精神。孟子与朱熹均认为每个生命个体只顾自己，而不言其他，就会出现仁、义、礼缺失的无序社会，这在孟子与朱熹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故他们断定杨朱之说必将导致“无君”，“无君”天下定会大乱，每个生命个体自然无法生存。因此，在孟子与朱熹看来杨朱之说看似为己，实是害众。 笔者认为孟子与朱熹看到了杨朱学说的一个路向，但没有注意到杨朱学说虽不愿奉一毛于天下，但也不愿取其他个体之一毛，且即使把天下奉于一人亦是不取。依杨朱逻辑思维推演，何尝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对此，另一位理学家杨简曾说： 孟子谓“杨子取为我，拔一毫而利天下，不为也”，此非杨子本心。杨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杨子非取为我，惟不取不于，各安于无事而已矣。(17) 杨简此段评述从杨朱整体思想出发，客观诠释了杨朱思想，较为合乎杨朱思想文义，杨简认为杨朱“为我”的前提在于不取不予，这样生命个体之间就不存在对名利等外物的争夺，生命个体之间自能相安无事，此无事正是取老子所言“以无事取天下”(18)之义，是先秦道家所倡导的治国方式之一。杨简思想的主导毕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他虽然对杨朱学说给予了客观审视，但他最终把杨朱学说还是归结为“亦老子使民至老不相往来之意，非大中至正之道。”(19)杨简认为杨朱学说虽然从理论论证上合乎情理，但由于明显受到老子“小国寡民”理论的影响，把自身理论视野仅仅限于一狭小区域之内，民少而又至死不相往来，这在儒家看来与为一己之我无本质上的区别，与儒家所设想的“小康”“大同”所涵盖的范围，以及所追求境界等方面有着根本区分。因此，杨简说杨朱学说非至正之道，不是首先考虑到群体价值，非真正意义上的为群体，为天下。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杨朱的学说承老子之论而发新意，其新颖之处在于更加凸显了生命个体在群体中的基础地位，而不是相反。先秦儒家强调以群体原则为先，以一部分生命个体为先导，这部分先导在儒家看来应当是“圣人”与君王合一的结合体，即理想中的“圣王”，圣王制定仁、义、礼等规范来管理国家、治理天下，这样的国家自应为群体及个体谋福祉，儒家此等设想中等级秩序澄然可见。老子、杨朱以及后来的庄子看到了儒家此设计的初衷，但儒家此等设计极易导致一部分特殊生命个体打着为个体、群体的旗号，却走向了为一己谋私利的道路。杨朱学说的初衷正是针对此而发，他强调生命个体各个为己，但又不损及他人，以此类推之，天下大治自在情理之中。杨朱的设想与孔孟理想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只能是一种理论，而无法在现实中实现，久而久之只能沦落为一种空想，但后者的蓝图在中国历史现实中却屡屡依稀可见曙光，引导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续追求之。可见，杨朱以生命个体为先，孟子则以群体原则为主，两者学说出发点有着显著区分，但他们思虑的最终目的却是“殊途而同归”，均是拟构建一个天下大治的社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