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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钱穆一生对《论语》用力颇多，他对《论语》的理解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不言心性本体，而以人与人相与之人道、人人情感相通之人心言说儒家之仁学；二是以对学脉、学统的重新梳理，反驳宋代理学的道统论及由此而来的历史观，从而展露出对儒学发展整体和中国人文历史全貌的关怀；三是吸纳公羊学之相关论述，重视孔子所作《春秋》，一方面强调孔子之“信而好古”，一方面强调孔子之新创法度。究其原因，这三个层面正代表了他对近代中国儒学和孔子命运的思考，显露出他个人的学术抱负，欲在经学路径、西学路径、哲学路径之外另辟一条理解孔子和兴复中国文化之路。此路径之缺陷诚然有之，但其贡献亦不可抹杀。 关键词：孔子;心学;史学;钱穆;论语 作者简介：刘增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课题：贵州省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单列课题“近代中国阳明学的学术史研究”。 钱穆研究《论语》贯彻一生，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即是《论语文解》，其时在1918年。此后于1924年撰成《论语要略》，1935年出版《先秦诸子系年》，其中考订孔子生平。1952年在《论语要略》基础上作成《四书释义》，①1963年出版《论语新解》，1974年撰作后来被译介至日本的《孔子传》。此皆述其有关《论语》与孔子之专著，若综观其相关之单篇论文，则更为洋洋大观。而尤其值得注意的两篇专文即是：约作于1970年左右的《孔子之史学与心学》与《孔子之心学》，其中提纲挈领地阐述了自己对孔学的理解。但要探究钱穆的《论语》学，仍应以最为详备的《论语新解》为中心，由此旁涉他书。 归纳起来，钱穆对《论语》的理解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不言心性本体，而以人与人相与之人道、人人情感相通之人心言说儒家之仁学；二是以对学脉、学统的重新梳理，反驳宋代理学的道统论及由此而来的历史观，从而展露出对儒学发展整体和中国人文历史全貌的关怀；三是吸纳公羊学之相关论述，重视孔子所作《春秋》，一方面强调孔子之“信而好古”，一方面强调孔子之新创法度。据此三点，钱穆以明确的思想史、儒学史视野，绾合经史，兼采汉宋，包罗今古二学，试图重新回归孔子之本真。这一点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大语境中有着重要意义，其《论语》学卓然自成一家。但应当指出的是，钱穆从史的视野观照《论语》，忽视了如何在一个平铺的历史序列中建立价值标准的问题，相应地他也未予孔子之道德精神和超越性境界以应有的关注。因此他虽然认为孔学是史学心学二维相须，但终究偏于史学。这一点，在他与现代新儒家徐复观的争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发生在新儒家内部的这一争论恰似七百多年前的朱陆之辨，至今犹有回响，思考儒学之未来，不能不予以深思。 一、人道必本于人心 “人道本于人心”为钱穆《论语新解》的纲领性命题，脱离此命题便不能得钱氏理解孔子之真精神。不过，需要分析的是，钱穆所说“人道”“人心”与前人相异。钱穆以为人道就是人群相处之道，侧重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关系。人道必本于人心，因为人群社会之成立要以人之道德人格的养成为基础。同样，这也意味着人之成德必在人与人之关系中达至，故其言人心亦非个体之心，而是强调人人皆具而相通的人心。一言以蔽之，人道与人心二维一体。 我们知道《论语·学而》首章并未言“心”，正如钱穆所看到的，《论语》全书“讲及‘心’字亦极少”。②但钱穆解释此章却说：“学能时习……心中欣喜也。”“悦在心，乐则见于外。”③并阐发其意，认为孔子之学皆由现实生活中的“真修实践”而来，而此真修实践则必兼“心地修养与人格完成之两义。”④人格完成之道就是人道，而必本于心地修养。这意味着钱穆在《论语》开篇的解释中就灌注进了“人道本于人心”的命题。于是，他在对紧接着第二章“本立而道生”的解释中直接将此命题揭领出来：“孔子之学所重最在道。所谓道，即人道，其本则在心。人道必本于人心，如有孝弟之心，始可有孝弟之遭。有仁心，始可有仁道。”⑤可以看到，孝弟之道、仁道皆是人道。孝弟之心、仁心皆是人心。正如《论语·公冶长》中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道即人道”之说正表明钱穆对天道的悬搁，故他也并不像宋明理学家尤其是朱熹那样必以本体和发用、性体情用来理解仁与孝之关系。对此，他屡有述及，如： 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然人道必本于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本于此心而有此道。此心修养成德，所指极深极广。由其最先之心言，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发于仁心，乃有仁道。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其先发而可见者为孝弟，故培养仁心当自孝弟始。⑥ 仁为人道，此为钱穆所常言者，又如“仁者，人道，乃人与人相处之道。”⑦“仁是人群相处之大道”，此处言“大”，就意味着仁仅仅是人道之最大者，并非全部。比如孝弟之道亦是人道。在此意义上，仁道与孝弟之道有大小之别。而以“孝弟”之情为“先发而可见”的“最先之心”，则表明孝与仁又有着先后之别。在1956年发表的《中庸新义申释》中他批评程朱“性中哪有孝弟”的观点是“以理言性，则岂不转成了仁为孝弟之本。”必谓孝弟是形而下，所以孝弟者始为形而上，则“岂不成为人之为道而远人？”⑧据此可见，他不以理学家的体用思维解释仁孝关系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他说：“孝弟指心，亦指道。……仁亦然，有指心言，有指道言。”⑨不能说仁是道，孝弟只是情。不仅如此，忠恕等德目亦是心亦是道，他说：“孔子之道，盖一贯之以吾心，谓之仁可也，谓之孝弟可也，谓之忠恕亦无不可也。仁与孝弟忠恕，同是此心。”⑩当然，在此意义上，钱穆所言“道”自然不是理学家所言之“天道”、天理化的道，他所言之“仁”亦非朱熹所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11) 进言之，钱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善意”，表明他是“以情言心”，而非如理学家之“以理言心”(不论是朱子所言“心具众理”，还是王阳明“心即理”)。此为钱穆所理解的孔子之心学的重要内容。这自然不能脱离孟子的影响，不论是孟子所说“仁，人心也”，还是“人皆有四端之心”，都对钱穆之《论语》观构成了影响。尤其是他对仁孝关系的理解，也不能脱离孟子所言“仁之实，事亲是也”的论述。钱穆特别揭示孔子之心学，正是与此有关。此点在他1944年发表的《辨性》一文中阐发得很清楚，他认为《论语》少言性，却屡言心，孟子“仁，人心也”是对孔子之“仁”的千古确解。(12)又谓孟子说“人心之所同然”，“正一切人道之生根发芽处，故孟子之说，实即孔子之说，无甚违异也。”(13) 钱穆在《中国史学发微》中曾谈及义理、考据、辞章三学之区分，谓此三学皆不能缺了情感，并明确说理学也不能脱离情感，“情感上有哀有乐，一天内有哀有乐，一生中有哀有乐。情感有真无伪，乐须是真乐，哀须是真哀，否则成为无情感的冷血动物。无情感，还讲什么文学史学，乃至于理学。”孔子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快乐与悲哀过了分，“不仅伤了自己，也会伤了别人。”(14)“无哀乐，是无人心。无人心，何来有人道？”(15)无情感和情感过分皆违背人道，从中不难体会到他对理学家贬抑情感的批评。故钱穆屡言“生命则多情”“中国人生大道有五伦，皆本于情”“中国文化最重人情”“道由情来，日新又新，日进无疆，乃指德言，德亦主情”。(16)尤其是“道由情来”之说难免会让人想到《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的“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一语。(17)钱穆虽无机会阅读重见天日的竹简，但他早已体会及此。早在1924年的《论语要略》中即单列“哀乐之情感”，谓“孔子盖为一感情恳至而浓郁之人，故其哀乐之情，皆沉着而深厚。而孔子一生事业，亦胥由其恳至而浓郁之感情成之也。”(18)情是功业之基。在1933年的《儒家之性善论与尽性主义》一文中亦说“儒家思想，是强烈的情感主义者，而很巧妙地交融了理智的功能。”(19)人类情感相通，人心之所同然者就是理。 钱穆解释《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说：“孔门论学，主要在人心，归本于人之性情。”(20)人道本于人心，而人心始于人情，自然可言五伦皆本于情。五伦如此，五常之德亦如此，除却上文讨论的仁、智，他论礼：“礼必和顺于人心，当使人由之而皆安，既非情所不堪，亦非力所难勉，斯为可贵。……此最孔门言礼之精义。”(21)“礼本于人心之仁，非礼违礼之事，皆从人心之不仁来。忍心亦其一端。此心之忍而不顾，可以破坏人群一切相处之常道。故孔子之维护于礼，其心乃为人道计，固不为在上者之权位计。”(22)关于信，他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一章是说“正如人类社会，有法律契约，有道德礼俗……然使相互间无信心，一切人、事仍将无法推进。信者，贯通于心与心之间，既将双方之心紧密联系，而又使有活动之余地，正如车之有輗軏。”(23) 人道本于人心，五常如此，政治亦不外此，政治亦人道之重要一端，钱穆解释《为政》第二十章“临之以庄则敬”说：“上能以恭庄严肃临下，其下自能知敬其上，此乃人心美德相互间之感应。在上庄，斯在下者感以敬，此乃一礼之两面，亦即一德之所化。……政治即是人道之一端，古今未有外于人道而别有所谓政治者。”(24)政治的本质是人心之感应，故他概括孔子论政治之精义为“心为政治之枢机”，他解释《为政》首章说：“孔门论政主德化，因政治亦人事之一端，人事一本于人心。德者，心之最真实，最可凭，而又不可掩。故虽蕴于一心，而实为一切人事之枢机。为政亦非例外。此亦孔门论学通义，迄今当犹然。”(25)解释第三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德者，在上者自己之人格与心地。以此为领导，乃人与人、心与心之相感相通，非居上临下之比。”(26)“孔门政治理想，主德化，主礼治。此章深发其趣。盖人道相处，义属平等，理贵相通。其主要枢机，在己之一心。教育政治，其道一贯，事非异趋。此亦孔门通义，虽古今异时，此道无可违。”(27)强调政治背后的个体德性之重要，故儒家极为强调为政者私德的修养，公私不可分为两橛，钱穆解“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即发挥此意说：“盖喜直恶枉，乃人心共有之美德。人君能具此德，人自服而化之。然则私人道德之与政治事业，岂不如影随身，如响随声？此亦古今通义，非迂阔之言。”(28)此说也回应了近代以来知识界的公德、私德之争论。 综上，钱穆以情言仁，以情言心，特重人群相处之道，而非天道天理。而这一点早在1924年的《论语要略》中已定型，其中言：“人生不能不多人相处。自其内部言之，则人与人相处所共有之同情曰‘仁心’。自其外部言之，则人与人相处所公行之大道曰‘仁道’。凡能具仁心而行仁道者曰‘仁人’。”(29)孔学的核心是仁，钱穆对仁学的理解即是将其展开为仁心和仁道，而绾合以“人道本于人心”。就思想来源上说，钱穆这一说法实深受清代汉学影响，最典型者即是凌廷堪以好恶之情言仁，焦循以人己相通解忠恕，阮元以人之相与言仁。盖清儒不言本体论，直从现实生活立论者也。而钱穆受清儒影响又一大端则为以学统反思宋儒之道统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