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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秋》与《论语》 钱穆在《论语新解》序言中，自言作此书肇始于1952年春。故若了解他对《春秋》和《论语》之看法，观其于1954年所发表的《孔子与春秋》一长文，当对于理解其孔子观和儒学观不无裨益。此文指出，《春秋》一书是孔子自己的著作，且是晚年所作，要比孔子门人弟子所记载和编集的《论语》一书更为可靠，“是孔子极用心、谨严、深微的著作”。(58)汉人屡称道“孔子志在《春秋》”“我欲载之空言，不若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二语，可见要了解孔子之微言大易，“要窥见孔子生平的心事和志向，自然应注意到《春秋》。”(59)而注重《论语》却忽视《春秋》是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近代中国学人之以孔子为哲学家也恰恰是忽略了《春秋》。 既然《春秋》是孔子的著作，非常可靠，那么理解《论语》自然不能脱离《春秋》。他反而对《论语》中部分文字的真实性表示怀疑，(60)如此则更不能脱离《春秋》。当然，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孔子的心学必须要有史学才可以完成，孔子不仅有心学还有史学，其心意必然见之于行事。重人道必重历史，“孔子思想，确是极注意历史的。”(61)在此意义上，钱穆强调长于记事的《春秋左传》的重要性。他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先秦学术思想·第四讲》中都指出，《左传》之不被重视是被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刘歆伪作说所迷惑，以至于胡适写《中国哲学史》也完全忽视《左传》。而在钱穆看来，孔子是春秋时代人，故而对于其时代背景之了解就应首通《左传》。(62)他说：“孔子及以下墨子、孟子等，皆曾周游列国，上说下教，对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教育诸问题，思虑讨论，皆极实际、极具体，而又极复杂、极变化。与希腊哲学相比，他们是冥想空论多过了实事求是。而且在孔子当时，《诗》、《书》、《礼》、《乐》传统知识积累极富，要待孔子一一寻求。所谓‘博学’，所谓‘一贯’，所谓‘好古敏求’，我们当从此等处着眼。又如墨子，亦读过‘百国宝书’，他的书，一样满口《诗》云、《书》曰，历史传统积累胸中，与孔子一色无异。”(63)比如“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便需要结合《左传》来理解，才能明晓孔子所抱持的文化理想与文化标准。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十八讲》中又说：“孔子论古人，自周公以下，唯重管仲。此因管仲能辅齐尊王，而一匡天下。孔子何以又说：‘齐桓正而不谲，晋文谲而不正。’齐桓之不失正，则为管仲之功。此等处均不得于空言中求之，而应从具体事状中求之，则应细读《左传》。”(64)此即是看到了孔子之“重行事”，而非单纯地空言义理。 但他对于汉儒之公羊学亦深表首肯，认为孔子之言历史重王道甚于人道。公羊学之通三统、以《春秋》当新王、疾始灭等诸说(65)皆可在《论语》中寻找到踪影，“自有他们的来历”，并非“由汉儒凭空所捏造”。若我们“舍弃了《春秋》，专治《论语》，决不足以见孔子之学之全，与其所志之真。”(66)以此对观，《论语新解》一书中正是突出了孔子之创制立法维度。 强调孔子之制作，可见钱穆理解孔子之《春秋》公羊学背景。而重制作，便须通古今，故好古、好学便是必然。钱穆屡屡言孔子之学重人道，与此相应的便是孔子之学“主历史经验”，他解释《述而》第一章“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即以作为“创始、制作”，说：“信而好古：谓信于古而好之。孔子之学，主人文通义，主历史经验。盖人道非一圣之所建，乃历数千载众圣之所成。不学则不知，故贵好古敏求。”(67)又解释此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言：“不知而作：此作字或解著作，然孔子时，尚无私家著作之风。或解作为，所指太泛，世之不知而作者多矣，不当用‘盖有’二字。此作字当同‘述而不作’之作，盖指创制立说言。”(68)而且他强调孔子“以师道自居”决非“多闻多见之知”，而当是“必有创新”的“作者之圣”。(69) 强调创制，即强调历史的因革损益与政治的兴废。1948年发表的《周程朱子学脉论》中即说：“孔子当时，本对政治抱有一番兴革之宏愿”。(70)故钱穆解释《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即说：“孔子……于三代之礼，先后文质因革之详，必有其别择之所以然，惜今无得深求。然孔子之所以教其弟子，主要在如何从周而更有所改进发挥，此章乃孔子自言制作之意。否则时王之礼本所当遵，何为特言‘吾从周’？”(71)解释《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亦联系“吾从周”一章言：“盖颜渊所问，自是治国大道。孔子所答，主要不外重民生，兴礼乐，乃所谓‘富之’‘教之’。礼有质文之辨，乐有淫正之分，孔子推本之于虞、夏、商、周之四代，而为之斟酌调和，求其尽善尽美。……当孔、颜之时，正宜革命兴新之时。孔子此章所以告颜子，正其平日‘梦见周公’与‘我其为东周乎’之理想抱负所在。”(72)他批评仅仅以仁来理解孔子的作法，因为忽视礼制就忽视了政治与历史的面相。 在钱穆看来，孔门仁礼并重，从礼的广义上来说，必涉及心与史之关系，钱穆解释“殷因于夏礼……”说：“此章孔子历陈夏、殷、周三代之因革，而特提一‘礼’字。礼，兼指一切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人心之内在，以及日常生活之现于外表，而又为当时大群体所共尊共守者。故只提一礼字，而历史演变之种种重要事项，都可综括无遗，且已并成一体。必具此眼光治史，乃可以鉴往而知来，而把握到人类文化进程之大趋。孔子论学极重礼，人类社会亦时时必有礼，此乃历史之常。但礼必随时代而变，此乃礼之时。而变之中仍存有不变者，此乃礼之意。读《论语》，当知孔子之距现代，虽未及百世，亦已逾七十世。时不同，固不当拘其语，然仍当会其意，乃知孔子所谓‘百世可知’，语非虚发。”(73)同时，此章解释也体现了钱穆对于孔子之心学和史学的内外一体的分析。 而直接涉及公羊学者亦有多处。如《卫灵公》“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钱穆在解释中批评宋代理学家对“名”的贬抑，而谓“子学以为己，不务人知，然没世而无名可举，则君子疾之。”并直陈“名亦孔门之大教”，而这一讲法正是本于他对《春秋》的理解，“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惧此名而已。世不重名，则人尽趋利，更无顾虑矣。”(74)同样情况，钱穆又解释《卫灵公》“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说：“三代之久，而知民之所毁誉，莫不有直道，如禹、汤、文、武、周公莫不誉，桀、纣、幽、厉莫不毁。就其毁誉，可以见直道之行于斯民矣。故直道本于人心之大公。人心有大公，故我可以不加毁誉而直道自见。孔子又曰：‘人之生也直，妄之生也幸而免。’人乃赖直道生，彼妄人者，亦幸赖直道而免耳。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有所试而誉之，成人之美也。毁其人，则成其恶矣。故虽桓魋、公伯寮之徒，孔子皆无毁焉。孔子作《春秋》，不虚美，不隐恶，褒贬予夺一如其实，然乃即事以明道，与于人有毁誉不同。善可先褒，恶不预诋，故孔子终于人无毁也。或谓毁誉所以见直道，不知直道自行于斯民，故可不烦我之有毁于人。观此章，见圣道之闳深，然亦岂乡愿阿世者之所得而借口？”(75)此皆体现出他对“《春秋》以道名分”的理解。 但是，钱穆对公羊家之说又有批评。《论语·尧曰》“历叙尧、舜、禹、汤、武王所以治天下之大端，而又以孔子之言继之”，汉代公羊家以为是孔子有“以新王自任之意”，此即“以《春秋》当新王”之说。钱穆不能认同，并直指《尧曰》此段文字为伪，其首并无“子曰”字样，乃是后人掺入。他转而认为《论语》一书编集孔子言行，至《微子》即当结束。(76)而实则，《尧曰》也正是宋代理学建构道统论的重要文献依据。汉儒以此建构素王的价值权威，宋儒以此建构师道的价值权威。故钱穆疑经之举可谓“一箭双雕”，而这也显露出其以史观经的路径中对于价值问题的忽视，有着以孔子史学取代孔子心学的嫌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