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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甘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方法论的表述。作为基础知识，除了我们专业方向以外，应该充实一点古今中外法。比较宽阔的基础知识，研究起来才会有后劲，而非多少年来围绕一个课题转。此外，作为一名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怎么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古今关系是历史的连续性和时代性的关系问题，中外关系是民族性与全球性的关系问题，也可说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我们研究断代史或专门史可能都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究竟什么是历史?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诠释，但有一个共同认识，历史是过去存在的事物和现象，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①但按照我的看法，对我们历史学研究者来讲，历史学应研究人类史而不包括自然史，或者说自然史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上述话之后还有一句：“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这就是说历史研究的对象很广泛。过去有一个说法，史无定法，意思是研究历史不能拘守于一种方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稍微再作一点补充，说历史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博采各种史学方法，这样就更全面一些。我们研究古今中外法，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在方法论层面，我们不拒绝任何一个方法。 关于历史研究方法，学术界已经讲得很多了。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历史不仅有不同的研究领域，而且有不同的认识层次。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历史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事实判断层次，通常我们讲的考据学基本是这个层次，这个层次主要涵盖的是占有材料的多少、真伪问题，研究方法主要是形式逻辑的方法，这里面没有阶级性。我从来反对讲究什么无产阶级考据学、资产阶级考据学。我们看的是功底、掌握的材料、怎么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认识判断的层次，由表及里，涉及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区别主要在这个层次开始。但学一些唯物史观可能对考据学更有帮助一些。也不是说在这个层次只有唯物史观才科学。我们现在讲陈寅恪先生的两部代表性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当然既有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很多是认识层次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是价值判断的层次，不仅唯物史观者与唯心史观者会有不同认识，而且同是唯心史观的史学家也会有不同认识。同是唯物史观的学者在价值判断上也会有意见分歧。如对历史人物(秦始皇、曹操)的评价，反映了这个问题。 不同层次都需要有人来做工作。第一个层次，清代学者和近代学者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但历史学确实不能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从历史学的功能讲，从推动历史学发展的制高点来讲，第二个和第三个层次要投入更多力量。我觉得像我们这样一个专业的机构，各层次布局力量是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 我们对西方的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各种方法论和代表论著，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多接触、多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观念的介绍和传播对历史学者扩大视野、更新观念，克服过去“左”倾教条主义毛病是有好处的。这里就探讨创新的问题。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讲创新。历史学的创新问题，历史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它已经过去了，作为一个客观研究的对象，它是不可能创新的，但是对历史的认识应该是与时俱进的，我们的观念、研究方法，甚至得出的结论，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史料的增加和新的发现、知识的丰富，对历史的认识是应该更新和与时俱进的。人文科学的更新应该是在一个积累的基础之上，不大赞成人文科学是所谓的“颠覆性”创新。一些认识在今天看来可能是错误的，但在了解学习时，对我们知识的积累是有好处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其实不是西方的主流，但是也叫得挺响，有些观念有其可取地方。但总采取“颠覆性”是很难达到科学的境界，很难达到超越前人的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