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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我们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观念时，要有清醒认识。西方学术归根结底，是为西方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服务的。这是客观事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我们国家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有文化竞争力，就很成问题。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有个分析，文明系统有很多，就欧洲来讲，西方国家认为自己打不起来，继承的是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另外一回事。文明冲突是根本冲突，两种文明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另外，像中世纪不完全和希腊罗马一样，社会矛盾可以解决，政治上可以解决。中国和美国通过武力解决矛盾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两方要很好地正视政治文明的问题。西方一些势力，总认为中国是要获取过去中华帝国统治世界。 现在文化界也比较乱，有的人是希望复古，把中国传统文化美化得不得了；有的是盲目崇洋，一定要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念。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情绪化的偏激言论。我们应该多关心知识界、文化界的思潮，但这些思潮都有一个问题，即缺少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化、学术论争、文化思潮的激荡起伏的了解。其中有的人乱发议论、随风倒，对我们学术文化的发展没有好处，对自己学术积累也没有什么好处。 就历史整体的方法论原则而言，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点，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解读历史的方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马克思一段话讲得很好：“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②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我们总要对说明的对象有所取舍，不能笼统地将所有材料都凑集在一起。当然如果是史料汇编自然是另一回事。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主张要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统一起来。这是对研究工作中材料和理论关系的科学说明。20世纪60年代对史论结合关系有过讨论，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说无论“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的提法都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无法把问题的复杂性说清楚。毛泽东讲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比较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提出的方法论原则。毛泽东是个天才，但有时也很情绪化。所以有的人讲，说他不是史家胜似史家，有点道理。但问题在于他自己讲的事件，如“批儒评法”，自己就违背了方法论原则。 历史是指过去的人类史，过去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今天的现实，明天就成为过去，历史长河是无穷无尽的现实所组成的。我们生活在现实中，同时也生活在历史中。我们提倡要按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历史，但实际上，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往往不能不受现实的影响。大家可能都知道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过：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当生活的发展需要时，死的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史。他讲的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关系的问题。他对历史的解释主要着眼于人的思想活动，他否认过去史的客观性，就不免要把历史研究引向唯心论的歧途。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主编克拉克在这部书总导言里面说的一段话：如果过去和现代之间没有连续性，如果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历史学家不能把过去融化在他的现代中，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过去，或者写出能使他的同代人认为真的可以理解的有关过去的任何情况。我认为这个思想是比较深刻的。 中国传统史学很重视经世致用的功能。一些杰出的史学家都很重视今与古的关系，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王迹所兴，见盛观衰。这就是他的通古今之变。《资治通鉴》全书294卷，记载战国到五代1362年，其中隋唐五代371年，可是它的篇幅是118卷，占全书的40％，贯彻了详今略古的精神。司马光讲：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诫。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优秀的史学家都把关注现实，通古今之变看成是一个自己的使命，而且正是他们抱着这样的宗旨，所以他们的著作可以一直奉为经典，可以流传下来，成为史学史的标志性经典著作。 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发展而来，学习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反过来说，关注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些历史的深层次问题。现实与历史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人类历史是从前到后、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顺势发展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对文明的认识，都是从后来追溯先前，逆向考察，来逐步深入和发展的。从来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后者胜于前者，总的趋势是这样。所以马克思才会以生物学作一比喻：猴体的解剖对人体的解剖是一把钥匙。当然马克思也讲不应当把二者等同起来。马克思还有一段话对我们有启发：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考察及科学分析，一般是与人类生活形态的现实发展，循由相反的道路，总是从发展的完成结果开始。我们对古代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上的一些现象、制度等的认识，都应该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来认识。我过去写过文章，不赞成把当时当地的标准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要考察当时当地的一些标准，但价值判断要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进行。历史研究要涉及好多古今关系，如语源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学要借助于语源学的研究，但是不能停留在此，现在有的学者对这两者没有区分开。如果没有区别好，很多事情都要乱了。因为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很多词汇、观念都不是古代的或古代有过的意思，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如民主、革命。要借助语源学，但不能用语源学代替历史学。在使用一些词汇和概念的时候，既要说明它的最早的出处，又要说明它后来内涵、外延的发展变化，哪些是源出本土的，哪些是从外域输入的。不做这样的区分的话，古今就搞乱了。如果只考虑今天讲的意思，不考虑它的历史变化，或者只固守它最初的源头的意思，排斥它后来的变化，都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而只能导致刻舟求剑，或者胶柱鼓瑟式地误读历史。正确处理历史研究中的古今关系，不仅要注意一些历史现象、制度、人物的时代性、阶级性，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说明历史，还要承认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是受当代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中国”这个概念，指意有多种，原来是一个地理概念，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都开始称我国为“中国”或“中华帝国”。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在外交文献上出现“中国”一词。我们现在讲“中国”是一个近代主权国家概念，有主权、疆域不容侵犯的这样一种主权国家概念。怎么处理古与今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既不能违背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不能违背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历史上中国王朝的疆域有伸有缩，近代以来又受到帝国主义的宰割。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认定在清初康雍乾时期，在这以前有的朝代疆域往外推，有的朝代往里缩。为什么讲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认定在清初康雍乾时期?这样讲不仅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政治上也是站得住的。康雍乾奠定的历史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不无巧合的是从欧洲来讲，近代主权国家基本上是在17、18世纪形成的。就是从国际法来讲，我们也站得住。我们为何不选择鸦片战争以后，而选择鸦片战争以前呢?康雍乾时期疆域基本上稳定了。我们讲中国历史的时候，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土地，我们是必须记的。但除了香港、澳门，我们并没有要求把这些土地都收回来。在今和古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书呆子，要考虑到今天的政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