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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民族关系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往往把汉族建立的王朝说成是中国，西方也是把中原王朝称中国。这在政治上、理论上都站不住的。今天的中国是多民族统一的主权国家，是几千年历史发展而来的。南北朝时期，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都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偏见。实际上南北两方都说自己是正统。但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的话，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严格地讲，中国历史与历史中国两个概念是有点区别的。历史上只有几个少数民族繁衍到今天，大部分都融合到汉族，同样少数民族也融合和同化了不少汉族。从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就跟少数民族有一个融合和同化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前，民族史研究者中存在一个要不要用融合或同化的争论，依我看，历史地讲，既有融合也有同化。我们不必替历史上的汉族背这个包袱。从政治体制来讲，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把少数民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成为地方政府。第二种是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政府，对汉朝中央政府有朝贡关系，但是又时叛时和。第三种是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始终采取敌对态度。用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立场，这些问题就说不清楚了。但抛开这种立场，这三种形式，在康雍乾时在中国历史版图的疆域之内，作为活动舞台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较麻烦的是一些跨境民族，如高句丽问题。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政权。但向朝鲜半岛发展，在南北朝时期政治中心迁到平壤。完全说高句丽是中国的，有点说不过去。要处理好古今关系，就要承认历史现实。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要承认周边地区跨境民族和跨境政权的存在。学术和政治、今古关系可以得到调和。 还有一个民族英雄问题，如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看待这个问题，也好处理。岳飞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英雄。阿骨打、努尔哈赤都可以用这样的原则看待。 中外关系是民族性与全球性关系、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差异性表现为历史的多样性。历史的统一性主要是指历史发展有共同的规律。统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现在有的人过分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好像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于外国。有的主张中国人文科学的名词、概念都应该采用中国传统的说法，而不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名词、概念，有的主张“儒化”，恢复儒家教育、考试制度，有的地方对小学教育，主张《三字经》《弟子规》是最好的启蒙教材，还有的把中国民族复兴理解为儒学思想的复兴，儒家思想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而且可以解决西方世界的问题和矛盾。我觉得这样就过分而且偏了。统一性、规律性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中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问题。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有共同的规律，不能因为差异性，特别不能因为西方的兴起如马克思所讲的充满了血与泪的历史，对半殖民地的掠夺侵略，中国是一部屈辱史，要恢复民族的自尊、自信就排斥外来的名词，用传统文化中的说法来代替，这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如说历史分期讨论了几十年，不能解决，就是个“伪问题”。我的看法，历史分期可以有多种划分，就是历史的阶段性，历史的阶段性问题就是说你的切入点是什么，你的标准是拿什么作为主要的划分标准，划分历史变动的标准是什么?可以有不同的划分，可以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是从生产方式，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来划分。如果说并不同意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形态分期也可以。以前讲什么不讲什么有压力，现代都可以讲，秦汉到明清不能叫封建社会，叫帝制社会，辛亥革命后帝制没了，社会性质有很大变化，你得讲通这个，光用有没有皇帝划分历史阶段，这个科学吗?又如宗法社会，不同地区宗法社会作为一种权力关系有不同表现。商鞅变法重要的一点就是分大家为小家，不分家要受到处罚；汉武帝打击强宗豪族。宗法形式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现，不同地区也有不同表现。 现在有的人认为封建不能用，只有西欧才有。如果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也可以。但有学者将按马克思的原典原意，封建就是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度、庄园制度、采邑制度，除此之外，中国完全两样，根本谈不上。我很反对这种说法。以前我写过论封建一文，没有引用马克思这段话，今天我把它说出来，马克思《给施密特的信》，我们看马克思对于封建是怎么讲的：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这种统一无论在这个场合还是在其他一些场合都是如此。难道封建主义曾经和它的概念相符合吗?它在西法兰克王国奠定了基础，在诺曼底为挪威侵略者进一步发展，在英格兰和南意大利为法国的诺曼人所完善，而它最接近于它的概念是在短命的耶路撒冷王国，这个王国在耶路撒冷法典中遗留下了封建制度的最典型的表现。③这段话足以说明在马克思的原典中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只有西欧才能叫封建主义。 我们学历史，不大赞成从概念到概念来谈理论。我们研究史学理论要结合两个实际，一个是中国历史实际，还有一个是中国史学史实际，找出一些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来探讨它的理论性、规律性，这个很重要。从一个单位，从一个学科发展来讲，要重视理论问题的研究，才能掌握推动学科发展的制高点。我赞成大家利用电脑做工具，现在大家条件比我们好，不像我们花那么大力气收集资料。但我希望大家抽点时间读书、读文本，但有一些文献上的名词或记载，背后包含的意思不是靠互联网就可以简单理解。还是需要读文本，不论是读马列著作，还是中国传统典籍。我觉得自己的体会，要自己培养一种境界，把读书当成一种乐趣，当成一种享受，这样生活得比较有味道。不要把人变得现代化、工具化了。 (徐歆毅 张欣整理) 编后语： 本文据2011年3月15日林甘泉先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理论与史学”论坛第4讲作“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讲座录音整理而成。2017年10月25日，先生因病逝世。谨以此文，致以深切缅怀。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②[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6-747页。 （原文刊于《理论与史学》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