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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演进史中，顾颉刚、周作人、黄石、钟敬文等人引领下的燕京大学系列毕业论文对传说、故事、寓言、童话的研究有着一席之地。受古史辨之方法论的引导，黄帝制器的故事、龙与帝王的故事都成为证伪的一部分，人们力图澄清事实、还原历史。在对主要出现在唐传奇等古籍中的古镜、金刀、梦与枕、南柯、离魂、杜子春、小幽灵、斩蛇、昆仑奴、盗马、狐书、化虎、虎道士、虎媒、虎妻、猎人、报恩虎、龙洞、柳毅传书等同型故事的纵横比较研究中，杨文松受进化论和同源说的影响，提出了跨越时空的“故事流”之概念。在社区—功能论的主导下，对北平郊区灵验故事的研究则是情境性的，讲述者的主位视角跃然纸上。对于寓言、童话，人们在尝试厘清其特质的同时，儿童情绪和环境、故事本身和讲者技巧都成为研究的对象，俨然“表演理论”的本土先声。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民间故事“牧道”的工具性传统被强化并成为一种必然。 关键词：故事流；传说；神话；寓言；童话 一、问题的提出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研究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顾颉刚发起的孟姜女研究吸引了大量爱好者参与，声势浩大。1928—1929年，由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的三大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使得孟姜女故事研究成为早期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标志性成果，影响深远。歌谣、故事、戏曲、诗文、石像、碑铭、古迹、景观以及仪式等已经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使得历史—地理意味已经浓厚的孟姜女研究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书面传统、口头传统、景观叙事与仪式表演齐头并进。同时，因为顾颉刚本人的号召力，传说研究的古史辨派俨然形成。 与此不同，习惯于单兵作战的黄石的神话传说研究则将习俗、仪式和传说故事结合起来，两相印证，明显有着神话仪式学派的色彩。其桃花女传说和婚俗、紫姑神话与迎紫姑之俗、七夕牛郎织女传说与乞巧节俗互释的研究都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完成。 钟敬文对印欧民间故事型式的译介，使其一系列民间故事的形态学研究和基于文化史的中外比较研究同样自成一派，影响深远。儿童故事的研究，因为有周作人以儿童为本位超前的儿童文学观，大量的优秀的外国童话和寓言也纷纷被译介了进来。在此过程中，赵景深等人也试图厘清童话体裁的特征与本质。 上述这些民间故事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尤其是围绕顾颉刚展开的故事研究，既出现在刘锡诚关于 20 世纪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杰出著述中，也是毕旭玲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传说史专题研究中浓墨重彩的对象 。然而，在众多的学科史梳理中，燕京大学不同院系学生的民间文学研究基本是缺位的。事实上，燕京大学众多与民间文学相关的毕业论文不但吸收、夯实了既有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还有着相当的拓展和推进。除1936 年李素英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近世歌谣研究》和同年薛诚之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谚语研究》两篇体大虑周的宏文之外，这种推进还表现在对传说、童话、寓言等不同体裁的民间故事的研究之中。 1929 年，顾颉刚离开中山大学北上入职燕京大学，时间长达九年。因此，不仅仅是被赞叹为“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的孟姜女研究，顾颉刚“古史辨”之理念以及对尧舜禹传说等研究的实践都在燕大师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那期间，史学专业的学生对于传说的研究大多是为其“古史是层累造成”之命题添砖加瓦，继续为传说研究中的古史辨派助力。与此不同，国文学系学生的民间故事研究更偏重于历史、地理双线的纵横比较，力求梳理原型。社会学系学生无心插柳的灵验故事研究则是在特定社区中展开的功能论研究，强调灵验故事对传承主体的软控制力。教育学对于学龄前儿童故事的研究在分析故事本身的同时，还偏重于故事的讲述技巧、儿童接受的环境、心理等，以增强儿童故事在教育上的功效。寓言的研究重在翻译，厘清该体裁的特征。童话研究脱离了此前关于其重要性的言说，而是从内容和形式诸多方面，对中西之异同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比较。 二、生成与还原：证伪的传说 深受胡适对《水浒传》版本和井田考证之方法的影响，顾颉刚明确倡导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各种传说。就其古史辨的具体方法，和顾颉刚亦师亦友的胡适曾经总括为四步： “1. 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开来；2. 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 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 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受此影响，1931 年齐思河和韩叔信分别就黄帝之制器传说和古代帝王与龙的传说进行了研究。关于黄帝制器的传说，齐思河结论如下： 战国之世，黄帝虽已成为古史传中心人物，尚无制器之说。自韩非倡古圣王以制器而为人民举为天子之说，于是圣王制器之故事遂作，自《吕氏春秋》称古圣王皆作乐，于是圣王作乐之传说以兴。然初亦不过人各一二事而已。黄帝既为古代传说之中心，制器故事遂亦集中于黄帝；或攘他人之发明，归之于黄帝；或以发明者为黄帝之臣；于是黄帝制器之故事，遂日征月迈，愈演愈繁矣。大凡传说在其创造期中，历时愈久，事迹愈多，固不独此一事为然也。 因为根据考古材料，建设可信的中国上古史之“积极的工作”开展的条件尚不具备，所以在齐思河耙梳黄帝制器故事的同时，韩叔信也进行了龙与帝王传说故事的梳理。韩叔信明确宣称，自己是仿效顾颉刚而进行的这一“消极的工作”，即根据古籍， “用历史演进的见解去整理出古史的各种传说来”，让其显出“原形”。运用顾颉刚研究历史传说的四步法，韩叔信分别梳理了对龙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的传说的演进，认为： （1）这些古代帝王传说产生的秩序，以禹为最早，伏羲最晚，中间分别是尧舜、黄帝与神农； （2）在《史记》之前，龙与这些帝王的传说很少，即使有，太史公也未录；（3）这些传说多出自道家、方士之口，儒家基本没有论及，即或是有，也是受了道家方士的影响，无意中说出的；（4）大部分此类传说，在东汉初年成书的纬书，性质大抵是感生、河图以及相貌等； （5）纬书之后，集此类传说之大成者一是梁代的沈约，二是宋朝的罗泌，罗泌之后此类传说基本没有新的故事出现。 从二人分别对黄帝制器的传说和龙与三皇五帝传说的梳理以及结论可知：当人们沿着顾颉刚开创的“古史辨”的路径来审视历史传说时，过往的人们因为其当下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对传说不停化妆、做加法的事实；反之，在秉持求证、求真古史，还原古史的学术理念时，后起的人们又对这些历史传说努力卸妆，做减法，力求荡涤所有的装饰，让历史露出真身。做加法、上妆时，人们捕风捉影，为曾经可能有的人、事、物浇水、施肥、晒阳，使之根繁叶茂，遮天蔽日。这既是“箭垛式的人物”形成之过程，也是“主观历史”或者说“心性历史”的形成过程，目的是要芸芸众生相信这是真的，并渐渐地成为不言而喻、不容置疑的真实。卸妆、做减法时，则修枝剪叶，掐头去尾，使之图穷匕见，原形毕露。 在此逆向而行的过程中，学者之“生成历史”与“还原历史”并无本质差别，即都是出于“真”与“信”二字，都相信有真实、客观历史的存在。“生成历史”，通过对人、事、物合情合理的演绎，强调其真实性，并通过书面和口头传统等不同的路径，全面作用于人的感官，从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主观真实与情感真实，成为其形成自己族群认同、身份认同的前提。“还原历史”，表面是借传说的生成史揭示其虚饰性，从而指向所谓客观历史的真实，但证伪与求真实则是一体两面，最终还是要给人们勾画出“信史”。于是，在二者的博弈过程中，传说同时成为了假历史-生成历史与真历史-还原历史的基本道具与布景，传说的历史性也被进一步坐实为传说的特质之一，并成为数十年后人们研究传说的基本前提。因此，一直到当下，历史学取向的传说研究大致都是求真伪、明是非，而相对忽视传说的文学性、情感性与娱乐性等同样重要的属性。 其实，正如贾平凹所言，当历史成为一种传说，它就是文学了。在相当意义上，后文述及的杨文松对唐传奇等典籍中同型故事的研究，侧重的就是传说的文学性的一面。要指明的是，在传说的创造、堆砌、传承、传播的过程中，书面传统和口头传统都相互借力，并将精英与大众、个体与群体捏成了一团，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生成、演进的完整的行动主体。甚或可以说，在“文明-国家”——中国的形成史中，传说功莫大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