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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灵验故事的社区—功能研究 当社区研究和功能研究在燕大社会学系开花结果时，关于平郊村周边的庙宇宗教、四大门宗教的研究也就是另一番鲜活的面貌。在这些乡土宗教研究中，大量的灵验故事都是研究者田野调查所得。这些灵验故事，既是研究者立体再现相关宗教实践的基本材料，也是他们直接研究的对象。在其研究中，受功能论的影响，也受人类学神话学派的影响，李慰祖和陈永龄都强调这些流动的口碑作为一种柔性的社会控制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训诫力量。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西方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已经在中国民俗学界盛行。受该派学说的影响，黄石对神话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有如下论述： 神话之所以作，并非出于宣传宗教的作用，倒是已有的宗教信仰的表现。它的内容与形式，都受到宗教精神的影响。换言之，就是先有宗教思想，而后有神话，所以各民族的宗教精神不相同，他们的神话，亦因之而异。‧‧‧‧‧‧神话之所以有宗教的价值，却不在乎宣传的作用，反在乎它表现宗教信仰。它以灵活的戏剧的方法，把自然的权能（Supernatural Power）人格化，社会化，叫人更加明了它的品质，和神的属性。就这一点而论，神话对于宗教史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要想考寻原人的宗教思想和礼拜仪式，可以说舍此末由。 因应这些认知，陈永龄认为：乡人先是有对于庙神的信仰，然后才有神话与传说的产生，因此从庙神的神话与传说中可以逆向寻出乡人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神话传说也就意味着村民对不同庙神的信仰。 平郊村的长工顺子因染上白面（鸦片），偷窃了延年寺的一根板凳去北平城里的晓市卖。然而，他未能找到晓市，在北平城转悠了一天也不知将板凳卖与路人。在回村的路上，顺子被巡警盘查所获。还有贼人曾经将延年寺内的五六个铁磬偷出，结果放置在寺庙东墙外，并未拿走。公开买走寺内空心槐树的人，竟然生了马蜂疮。反之，无论何时维修延年寺，维修的工人从未受过任何损伤，即使从高处跌下，也安然无恙。在记述了村民讲述的这些赏罚分明的灵验故事后，陈永龄指出其“道德性”。即， “这些神话的意义都是在暗示村民，在日常的生活中，不得有越常轨的行动，否则必遭神谴。神话的功能在促使村民努力向善，因而对于神佛的信仰崇拜益深益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控制社会秩序的手段工具，它对于村民生活的影响，常是我们不容易真实见到的”。 与陈永龄常常将灵验故事与庙宇宗教分而述之不同，李慰祖将灵验故事视为四大门宗教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不仅将这些故事自如地叙写在每一个章节之中，还专门设置了一节： “四大门的故事：传说与稗话”，有着明显的体裁学意识。在该节，他将关于四大门的灵验故事分为故事、传说和稗话三类。所谓故事，是“曾在以往发生过的事迹，现在的老年人还有亲眼看到其发生经过的”；传说，是“农民相信以往曾有此事发生，但是现存的人已然无人看见了”；稗话，是“偶然发生的事，村民可以经验到”。显然，这种根据故事内容、乡民主位认知而含义明确的分类，首先看重的是灵验故事与现实生活远近的关系及其记忆功能。在李慰祖调研八年之后，马树茂还在平郊村收集到不少稗话。 与此同时，李慰祖也看到了这些灵验故事在乡民生活中的地位，并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强调这些故事的训诫功能及其与仪式、宗教之间的循环互动： 在农村中四大门的神话要占神话全体的大部分。神话绝不是空洞的幻想，而是规范行为的信条。它是将道德观念附在证据上面，藉以流传。马凌诺斯基 Mali-nowski 说过： “当仪式，典礼，或是社会与道德的法则需要表明它们是正当的，要保证是古代遗留的，真实的，神圣的，那么神话便大肆活动了。”四大门信仰与香头制度由于神话的力量更形巩固。 五、牧道的儿童故事 1950 年，燕大家政系的洪德方完成了对民间故事如何应用于学龄前儿童教育的应用性研究。这篇论文直接由燕京大学家政学系的系主任陈意指导，观察对象是当时尚存的燕京大学家政学系的托儿所。基于“故事是儿童教育的工具”的认知，从儿童的情绪和环境的影响、故事本身和讲者的技巧等三个方面，论文探讨故事在学龄前儿童——“最幸福”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学龄前儿童生活中的重要性，回答应该给儿童挑什么样的故事，怎么讲故事等问题。 作者指出，挑选的故事应该承载自然常识、社会常识和清洁卫生常识。因为新中国已经成立，论文明显与时俱进，有着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文中所提及的社会常识指向的是，进入社会主义新中国后，政府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应该是努力适应新政权的燕京大学在学生论文中的反应。甚或可以说，借助学生论文对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应，燕京大学的师生们间接地进行着自己的“政治宣誓”。除要反对“三座大山”之外，在学龄前儿童的社会常识，也即品德教育中，论文明确提出了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公共财物的“五爱”以及爱领袖等观念。对学龄前儿童故事材料的选取，作者首先强调的是“民族的”，其次才是科学的、大众的、儿童化的、地方的，尤其是必须以“五爱”为基础。因此，故事可以是改编自传统的故事，可以是翻译自国外的，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故事，可以是根据儿童生活经验或者过去生活经验新创作的故事。要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接受能力，确定故事的内容、长短、字句、画面等。进而，作者分析了北京市几个图书馆馆藏的故事书，并对其收集的 50 个故事按照田野经验，逐一根据内容、长短、字句和画面意义进行评判。这一在案头的文本分析，也占据了整篇论文三分之二还要多的篇幅。 对于讲故事的技巧，论文指出，讲者应该提前做好相关的知识准备、器具准备，注意营造一个适合所有儿童都能听到和看到的讲故事的安静环境，讲者要用富有感染气息的声调和表情，等等。1934 年，在为翟显亭编述的《儿童故事》写的序中，周作人盛赞该书的可靠性，因为该书的十篇故事，“有孔德学校和市立小学的许多小朋友肯做考官，给过及格的分数” 。显然，这篇立足于幼儿教育实践而撰写的关于儿童故事的论文，又出于直觉地延续了周作人多年前一直宣传的顺应儿童心理特点，以儿童为本位的童话观、儿童文学观。 但是，洪德方的研究也在相当意义上背离了周作人整体上反对借童话“牧道”的初衷。甚至，洪德方的该项研究可以看作是基于数十年歌谣运动、民俗学运动后，在新社会民间文学运动的语境下，对于首都北京这样都市学龄前儿童故事教育实践的即时总结。论文开篇对其“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治属性的强调，表征着无论是（民间）故事、还是儿童及其教育，都正式成为新中国意识形态重构和社会主义新人塑造中的一环。从对于民间文学的定位而言，该研究也在一定层面昭示着随之而来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间文学运动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性传统。 当然，也正是这种主动皈依的工具性传统，使得民间文艺学在体制内有了独立的学科地位，有了民间文艺学在 1966 年前“高扬”的态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