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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思想 每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一首歌”——一套话语体系，话语是权力的表达，正如布尔迪厄所言的：“所有的符号系统——包括科学本身一—均体现了权力关系。”[1]“歌为谁而唱”关涉学科的价值基点。对于费先生来说，当初“为何”、“为谁”而步入人类学领域正是他的价值动机。如他在辩驳西方人类学家Edmund Leach的观点时所指出的：“我自已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人类学，人学的动机可能是我们两人同在一个学术领域分道扬镶的根源，我原本是想学医的，但是后来放弃了成为一个医生的前途，因为那是我自觉的认识到‘为万民造福’比‘为个人治病’更有意义。"[2]动机决定学术目的，也决定学术的价值高度。费先生的这句话正是他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选择学习人类学的动机。再如其言：“我早年所追求的不就是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社会这个目的么？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才需要科学。毋需隐瞒或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问题只是在为谁实用？用来做什么？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3]因此，费孝通提出和实践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正是对西方人类学价值基点的矫正，是对西方人类学所谓“价值无涉”之伪饰的抛弃。正如他指出的：“当时的人类学者总是把自己的研究领域限制在殖民地的被统治的民族。现在看来这未免是人类学者的自我嘲弄一把自命是研究人的科学贬低为研究‘野蛮人’的科学－在当时，还不过是一代人之前，却是金科玉律。这种传统曾使得我们这位号召走出书斋去研究人的青年也只能走到那些受着异族统治的殖民地上去。更不幸的是在殖民地上被统治的居民的眼中，前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寻根问底地到处观察的外来者和统治他们的人是属同一族类。殖民地制度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白种人和当地居民的关系，给了当时人类学实地调查者难于克服的科学观察上的局限性，那就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或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不太可能有推心置腹的相互信任，这就限制了调查到的或观察到的社会事实的真实性和深人性。"[4]因此，与西方人类学研究相比较，他的《江村经济》作为本土的发言——文明拥有者的写作自我，融入字里行间的“价值有涉”——自19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担负的民族救亡的使命，让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一个一生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从没有过跨越“文野之别”的生命体验的西方人类学家充满了“文化震惊”——在嫉妒和自我贬责中感觉到他的学生是一个“年轻的爱国者”这种“文化震惊”背后的实质是费孝通与《江村经济》是文明拥有者的发言，将文明的拥有者、文明的发言权和为谁而写作文明的目的这三者第一次合为一体，并展现在一个长期浸淫在带有深刻殖民主义胎记的西方人类学中的西方学者的面前，而此三者曾长期在脱胎于西方殖民主义胎盘上的西方人类学的“方法”之下被剥落的骨肉分离，《江村经济》展示的是一种全新的人类学“话语”体系。[5]正如马林诺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序中所坦言的：“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达到这个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6]因而，“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是费先生的人类学思想大厦的价值之基，也是他一生人类学之“行行重行行”的价值原点和精神动力。 （二）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费先生关于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全面的表述是2001年发表在《中国民族》上的《与时俱进 继往开来》一文，笔者以为这篇文章虽短，但却是他关于这一理论的最深思熟虑的表述。他从以下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的社会结构： 一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认同观念。费先生指出：“多元一体是对中国民族认同特点的状述。它反映出中国人对‘民族’一词的理解，表明中国人的群体认同是个包容很大的概念，它向上可以达于全球各地的华人，向下可以及于亲属邻里群体。"[7]从心理人类学角度看，认同是一种特定语境下的“人己之别”的心理观念，认同回答的是“我是谁”。人的认同既是一个历史性积淀的纵向结构，又是一个现实呈现的横向结构。因为人既是历史的存在，又是现实的存在。人生的经验作为主观存在的客观现实是在特定的家、社区／社会、民族／国家之“场域”的社会化中形成的，经历这些“场域”的人生经验既赋予了人不同的“社会角色”，也型塑了人复杂的认同并成为一种社会记忆、集体记忆或文化记忆。这些不同的人生经验就在人的意识景象中形成“认同库”——储存不同的族群、历史或文化记忆，当机遇不同场域的语境时，相对应的认同表达就会被唤醒而呈现出来——即建构、表达自己的即时性认同；没有对应的语境时，相应的认同就会处于休眠或失忆状态。所以，人的认同不是单维度的结构，而是由“认同库”与“场域”构成的极具语境性的多维的复合结构。换言之，所谓的认同建构并非是无中生有或无源之水，而是在特定语境中源自“认同库”之历史储备中的活水之源。费先生对中国民族认同特点的揭示表明，基于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大一统王朝国家而形成复杂而独特的民族观念即包容性很大的民族认同观——上达全球华人，下至邻里群体，乃至今天56个民族各自的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并行不悖——形成互惠-复合性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结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的；“不让一个民族认同本民族文化是不对的，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而不相悖。”[8]因此，中国人的这种民族认同观念完全不同于源自西方历史文化经验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民族认同观。由此观之，抗战时期，费先生与顾颉刚先生之关于中华民族是“一”还是“多”的争论，其实质背后都是基于同样的“中国心”及其对西方民族主义观的警惕与拒绝。如其所讲的中国人的“民族”，“它不同于西方的‘nation’这个概念。Nation是从西方历史特别是欧洲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概念，不是美国历史，而是欧洲历史。……欧洲的情况不同，各个民族想的是成立民族国家，而我们的情形不同。”[9] “从中国有文字记载前的历史讲到现在，在这一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分分合合，形成了有中国特点的民族群体，简单地搬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民族，是行不通的。”[10]因而，他的这一基于中国“地方性知识”的理论启示我们，也正如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在丰富多彩的世界历史场景中所发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进化”并非是单线的路径，即便是在被高度理论概化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上同样存在民族主义的五条道路。[11]因而，任何一个富有深厚历史的民族都无法彻底剪断其传统的“亚当的肚脐”[12]而转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正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